法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研判:萧公权的政体分类学

萧公权的政治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治政体问题。对这一问题,他主要展开了三个方面的讨论:根据法治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归纳出法治与专制两种不同且对立的政体类型;认为法治政体包含贵族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重点从历史与理论两个方面论证民主立宪政体所具有的法治政体的性质;专制政体则以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政体为标本。以这些讨论为基础,肃公权思考了中国的政治病及其救治的方法。     

孟德斯鸠政体理论概述

孟德斯鸠是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也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创始人。研究的是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概述其政体理论的理论前提、政体分类、政体原则及其腐化尤其要指出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与前人的不同之处,他突出了法治在政体理论中的地位,法治是他的政体思想的精髓。     

霍布斯绝对君主政体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霍布斯是近代西方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的政体理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也具有重要地位,他主张君主专制政体,认为绝对君主政体是最好的国家形式。通过对他的政体思想进行研究,找出其中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在反对神权与封建割据中的重要性,并对其政体思想进行反思与总结,对于更深入全面理解他的政治思想并对现实政治有所借鉴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博丹的政体理论

让·博丹提出的主权理论影响深远。他将这一思想运用到政体理论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政体思想。以主权归谁所有为依据,他将政体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形式;因主权的特征反对混合政体;同时,他首次提出了按照权力行使方式的不同来划分政府形式。虽然他主张专制统治,并被后人认为是专制主义的代表,但是他并不鼓吹暴政,而且从其政体思想中可以看到许多有意义的观点。     

从历史到哲学:欧洲启蒙时代法治政体思想的建构

在西方思想史上,摆脱人治实现法治的一个关键路径,在于优良政体的探究。这一努力发端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完成于十七、十八世纪尤其是启蒙时代。在十七世纪中期的弥尔顿和哈林顿那里,古典的政体与法治思想得以传承并获得新解。而一些启蒙思想家则纷纷追求政治科学的哲学建构,其核心在于阐释优良政体的理论。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看来,法治无疑是其优良政体的基本构件和特征,从而政体科学成为其法治思想的哲学场域。从政体出发思考法治,导致法治政体思想在西方近代奠立起清晰的形态。     

古希腊政体思想的发展

柏拉图把政体分为五种，他认为最好的是贤人政体；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为正宗的和变态的，他认为最现实和适中的是共和政体；波里比阿认为各种政体是循环的，他主张实行具备各种正宗政体优点的混合政体。     

西方古代政体学说的终结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西方古代政体学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留,但其内涵和诸要素却一再变异和重组,直至19世纪在某种意义上宣告终结。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以统治者的人数作为依据的政体分类越来越只具有形式意义,政治体善恶优劣的标准被置于他处:在博丹和霍布斯那里,是它能否更好地维护主权;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和康德那里,则是它的统治方式是否合乎法治与分权制衡等规范。古代政体学说所坚持的德性原则逐渐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原则。古代政体学说中的贵族政体、混合政体等要素逐渐融入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态即代表制民主和立宪民主当中,代表制民主和立宪民主成为西方现代唯一正当的政治形态。     

公私法划分对当代法治的影响

公私法划分在西方经历了公和私的观念、早期罗马法的公私法划分、近代公私法的分野和现当代公私法划分理论的变迁等四个时期。不同时期的公私法划分理论对当代法治建设都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 ,但就整体而言 ,公私法划分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公民投票类型研究的局限及解决思路

公民投票是当今世界上广泛应用的一种制度.以往中西方学术界按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类型划分,其中在国外最典型的是李帕特分类法和伦尼分类法.这些划分方法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为此,根据公民投票所依照的法律规范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将公民投票划分为自决性公民投票和民主性公民投票两种类型,并就两者的区分及其应用进行了深入分析.     

马基雅维利政体思想探析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体不过是现实中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运用方式.而从古到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君主国就是共和国.马基雅维利一方面把与暴力、恐怖、重民相伴的君主制作为实现意大利统一、安定和强盛的有效统治形式；另一方面,又把自由、法治、权力制衡的共和国作为他心中理想的国家形式.而渗透马基雅维利政体思想的主线其实是国家秩序的至上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思想述评

本文依据文本，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总结了他们对时代的定义、划分时代的标准的看法，归纳了他们关于时代变化及其规律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当今时代有着重要的启示。     

政体选择的国情依托: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解读

民国初期,康有为意识到共和政体已成定局,因此,他将共和制与君主制混合而提出并倡导虚君共和制:这一方面延续了其一贯的政体选择立场,另一方面顺应了政治大势,不至于被时代抛弃。这种政体选择,促使康有为申述共和政体与君主政制的互容性,更催促他将共和制放置在国情的框架中来认知和建构。仿英而非袭美,成为他的论说主旨之一。这体现出康有为虚君共和制政体论的苦心孤诣:致力于打通传统政制与现代政体的阻隔,让中国走上一条波澜不惊的政治转型道路。但由于康有为儒家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区隔太大,儒家旨在矫正政治现实的论说品格鲜明,但却缺乏引导政治现实的能量,因而其政体论无法对当时的政体变迁发生影响。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国情并不是政体选择的唯一根据;当下的政治博弈,才是政体抉择的强大动力。     

商鞅变法的“战时法治”特征及其启示

商鞅变法出现于战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具有明显的"战时法治"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战思想;重刑主义;文化专制。通过对法治标准的要素化与法治类型的多样化分析,可以明确从商鞅变法之后到秦朝灭亡之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战时法治时期,对秦亡之训也应有一个新的认识:其罪不在法治,罪在当政者不仅没有及时将"战时法治"转变为"平时法治",反将其推向了极致。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法治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     

和谐社会与冲突政治中仪式功能的多样性阐释

社会和谐是政治过程的重要目标。仪式的范式功能决定了它们在政治中被用于实现社会和谐,但仪式实践也为政治冲突提供了可能性。不同类型的政体使用具有不同思想内容和风格的政治仪式并展现其政体特性。因而,政治仪式既是一套权力技术,也是一种权力实践。     

西方学术视野中的民族国家建构类型评析

综观西方学界对民族国家建构的讨论可以发现,很多学者认为可以依据不同标准而对民族国家建构进行类型学划分。安东尼·吉登斯基于国家形态的历时性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与人民主权为民族国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进而依据"原初的国家形成的不同方式"把民族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依据"工业与军事力量的强弱"把民族国家区分为六种类型;迈克尔·曼尝试用权力关系来阐析世界文明史,在民族和阶级产生的过程及其关系的视野中考察民族-国家的历史,把欧洲民族国家的创建划分为四个阶段;吉尔·德拉诺瓦依照历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而把民族国家建构划分为五个类型。三位学者的讨论为理解民族国家的全球扩展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也为梳理不同阶段、不同类型民族国家建构所体现出的共性和规律提供了宝贵文献准备。     

关于突发事件预警级别划分标准及对策的研究

突发事件应急预警级别划分标准及其对策涉及到应急响应程序的启动，处置方式的采用，应急效果的好坏，也是应急能力的充分体现。因而突发事件应急预警级别的划分标准及其对策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     

古今法治类型比较研究

无论是古代社会的法治还是现代社会的法治都是法治的一种类型,但它们在基本精神、社会基础、文化基础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尽管古代社会的法治类型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我国经济类型划分新标准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经济类型划分标准已不能反映我国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原有经济类型划分标准进行了修订.新的标准将我国经济成份划分为9种类型:国有经济 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经济类型,它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国有资产投资举办的企业,也包括实行企业化经营,国家不再核拨经费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经营活动的社会团体.     

我国人大对财政监督之规范化分析——以宪法为研究视角

正所谓“行宪要义是为立国之本”,宪法直接和间接赋予了财政部门的职能及征集收入和分配指出的权限,宪法规定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着财政体制及其运行,不论何种政体的国家,宪法都规定财政必须在国会的直接监督之下才能运行.我国人大对财政的监督应真正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因此,本文从对宪法规范之研究视角,企图真正实现人大对财政之有效监督.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模式调试及发挥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自治发挥核心作用,法治发挥保障作用,德治发挥辅助作用,三者有机结合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升级。在实践中,乡村治理模式供给要与乡村类型需求相匹配,以常态和强化为划分维度,乡村治理模式有四种;以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状况为划分维度,中国乡村可划分为四种类型,不同类型乡村有不同的治理模式需求。根据不同类型乡村的特点进行治理模式调试,精神层面,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物质层面,凝聚共同利益,化解分歧、平息纠纷;制度层面,强化制度供给,构建乡村治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