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日本面临的国债风险和财政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内外部压力之下,日本颁布了《财政法》等一系列财政方面的法律规定,并对战时财政体制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在此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就是在这套财政体制的框架内,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财政政策,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     

20世纪末期日本的财政改革与国债政策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国债的持续发行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及国债风险。日本政府为了实现财政健全化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尤其是20世纪末期的两次财政改革，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当时及其后国债政策的运用。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影响到了改革的进展，使改革出现了一些反复。     

战后日本国债管理的特点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一、战后日本财政体制的变化——国债的大量发行及其国债财政体制的确立。 战后,日本的财政管理,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1945～1949年战后通货膨胀时期的财政管理。(2)1950年以后的基于平衡监督理念而进行的财政管理。(3)1965年以后大量发行国债的财政管理。战后,日本鉴于战前国债发行的经验教训,一直采取比较保守的财战政策,严格控制国债的发行。但是,自1964年起一度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到1965年便出现了严重的萧条景象。在国家税收急剧减少的情况下,日本的财政支出却大幅度地增加,日本自1950年以来所奉行的均衡预算出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预算的不足以及为了刺激经济的回升,终于放弃了1949年道奇计划以来所坚持的平衡财政的方针而实行赤字财政,决定发行1972亿日元的国债。至此,日本的财政管理模式开始山均衡财政向大量发行国债的财政转化。 如果说1965年日本发行国债是为了弥补年末财源不足而采取的紧急措施,那么1966年日本则是有计划的发行国债。1966年度预算,一般会计年初预算规模为43143亿日元,比上年度初预算增加了17.9％,而国家税收的增加不能满足如此庞大的支出。因此,依据财政     

中国的法国研究

中国对法国这个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工程技术、医药卫生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创造,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国家一直高度关注。法国研究在中国真正的大发展、大繁荣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三十多年来,中国学者逐渐摆脱前苏联的研究范式束缚,涉足的领域也越来越广,专业性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中国的法国研究在探讨关于法国研究的内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案上面也有所突破。然而,从单一的以法国史和法国文学为主的研究,扩展到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要注重与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中国的法国研究仍面临许多新课题和新挑战。     

德国研究在中国

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德国研究的概况、研究机构、研究成果、研究特点等。     

我与中国研究

我与中国结缘的时间并不长.80年代初的一天,在一桥大学听取我的日本经济论讲座的南开大学(天津市)的薛敬孝先生来到了我的研究室,希望我到南开大学讲学,如果行的话,可以申请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当时我对中国并不怎么关心,但出于对陌生国家的兴趣和对薛先生人品的敬重就轻易地接受了下来.     

美国腐败指数曲线的波动及原因

美国腐败指数曲线显示,19世纪中后期,美国曾出现三个腐败高发期;20世纪初出现一个低谷期,其后尽管有小幅上扬,但未再出现高发期;近几十年以来,美国腐败指数曲线一直在一个较低值附近小幅波动。从宏观上来看,美国的腐败指数曲线的整体变化表现为从大幅波动到小幅波动,这种波动类似一种钟摆运动且具有多种特征,这一曲线的根本摆动原因是现代化加剧腐败、现代性遏制腐败,具体原因则可归入经济发展程度高低、软政府或强政府状态的存在、民主制度完善程度高低和反腐制度化水平高低这几大层面。根据这一曲线的变化规律可以推导出美国腐败与反腐败情况的演变趋向。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建构主义转向” ,①尤其是 1 999年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力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面世之后 ,建构主义逐渐成为推动第三次辩论向纵深发展的强劲学派。因应西方学界的理论转向 ,特别是在秦亚青教授把温特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之后 ,国内学界掀起了建构主义研究的高潮。截止到 2 0 0 3年 2月 ,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 ,共出版学术著作 7部 ,其中译著 3部 ,专著 2部 ,包含建构主义内容的西方理论概论性著作2部 ;在主要刊物上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共 42篇 ,其中译文 4篇 ,理论研究文章2 8篇 ,案例…     

中德关系史研究在中国

本文综述了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大陆地区中德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广泛成果，并指出其特点以及仍然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我国中德关系史的研究有着三个明显变化：１、以往仅多注重政治与经济关系史，现在关于文化交流史的成果明显增多；２、以往多研究德国对中国的影响，现在有不少论著研究中国文化对德国的影响；３、以往某些论著的观点时有流于片面、偏激，现在则趋向于全面、公允     

中国东北亚研究的现状

本文通过对中国主要东北亚研究机构和团体基本情况的统计分析,勾勒出当代中国东北亚研究组织、人员和活动的基本态势.     

欧债危机:治理困境和应对举措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揭示了欧元区重债国家公共财政的不可持续,同时也将欧元区治理结构的弊端暴露无遗。欧盟受其利益多元和政治体制复杂性以及法律框架的制约,难以独立做出迅速和有效的危机应对举措。因此,债务危机的解决方式不可能立竿见影,这一软肋充分暴露在市场面前,使危机短期内可能不断反复。欧盟国家要走出债务危机,短期内需建立防火墙,控制危机大蔓延,同时大力削减公共财政赤字,尽快恢复市场信心;中期则需改进欧元区的治理结构,加强财政协调和监督;若要最终走出危机,则需提高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促使公共财政走入良性循环。     

论冷战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主要国家都重新调整了内外政策,经济发展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中国经过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宏观与微观,金融和国际贸易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对如何有效地维护我国经济安全作了积极的探讨.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提上东亚各国的政治议程,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东亚国家政府的推动下,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本文认为,国家利益具有复杂的内涵和结构,国家采取外部行动的时候,并不总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利益的结构优化和合理化亦是国家的首要目标.东亚经济一体化有助于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结构的优化,而只有逐步转变国家利益的传统观念,建立起合作的、注重区域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观,才能保障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发展.     

The Financialisation of Sovereign Debt: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Reforms in German Public Debt Manage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inancialisation of sovereign debt through an in-depth stud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German debt management. Between 1998 and 2006,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fundamentally altered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public debt by not only disempowering the Bundesbank and Federal Debt Administration as debt managers and outsourcing this task to a new agency, the Federal Finance Agency; moreover, the conservative debt strategy was replaced by strict market orientation. Conceptualising this change a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reform process. It shows that the arrival of the Euro brought with it a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Ministry and the Bundesbank. The evidence fits better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s a result of entrepreneurship than approaches which conceptualis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s consequences of profit maximisation or layering and displacement.     

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在全球化时代,海外华文传媒是在国际上树立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参与者。文章首先探讨了国家形象的涵义与特点,分析了制约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与现实因素,指出海外华文传媒在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改革开放、民主法制的国家形象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文章还介绍了中国塑造自身国家形象的方式,并强调国家形象塑造的主体必定是中国自身,海外华文传媒只处于向世界真实说明中国、构建良好中国形象的附属地位。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国债务风险的比较分析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以来欧洲面临的最大考验,欧元则遭遇了正式面世10年来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并非仅仅因为其债务问题非常严重,更主要的是因为欧洲的联合中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为了克服这些制度性的缺陷,欧洲必须加强对成员国的财政监督、适度地统一管理欧洲的债务、引入惩罚和债务管理机制。一国退出欧元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法律、技术方面的障碍。因此,欧元区解体是小概率事件,联合仍然是欧洲政治的主流和传统。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相比,美国债务问题面临的风险更大。     

越南西原的民族分裂势力及越之对策

越南西原的民族分裂问题是越南三大民族分裂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法国的殖民统治催生了越南西原地区民族分离主义,而美国则支持和豢养了西原民族分裂势力.以"福洛"组织为首的西原民族分裂势力在越南国内外进行的以建立独立自治的"德伽国"为目的的民族分裂活动对越南的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     

Foreign Debt and Literary Credit: Pablo Neruda and Walt Whitman

The article draws in relief how translators carry with them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horizons that necessarily imbue their literary production with distinctly situated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personal dimensions. It does so first by examining how The New York Times 's translation of Pablo Neruda's 1972 address to the PEN Club reframes (or distorts) his views on political and literary issues ranging from the negotiation of the Chilean national debt to his literary indebtedness to Walt Whitman, and then by examining how Neruda's 1955 translation of Whitman's 'Salut Au Monde!', refashions and relocates Whitman's work, imbuing it with a communist ethos consistent with Neruda's own.     

加入WTO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竞争力不同的行业所受到的就业影响不尽相同,其中汽车工业和农业受冲击最大,需要解决的就业问题最突出,而对纺织工业和机电工业就业的影响较小.纺织工业和机电工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努力加强自身素质,加快资产的战略重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