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回应度"及其研究范式

一切社会交往都是以信息传播为基础并通过信息交流来实现资源及情感的交换,继而产生共同行动的,因而“回应”作为对多元主体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应答、认同、实化及实践的互动过程的理论规制,与信息传播有机联系。回应范式既是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并包括:回应主体、回应方式和回应度三个基本的研究视域。“回应度”是对回应过程中参与回应的多元主体间互动信息的相互吸纳和行为相互影响程度的一种总体判断和描述。研究回应度是研究回应的理论深入,而与回应范式相对应的是回应度范式。回应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包括四重内生性关系和三个基本特征,以及六个相互关联的技术维度等。     

服务购买中政社关系研究的范式转换与超越

国外关于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经历了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治理主义三种理论范式的转换。尽管三种范式各不相同、不断论争,但都得到国内学界的积极回应,成为解释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主流工具。这种将中国经验现象置于西方理论范式下的分析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事实上属于主体缺席的研究,无法描绘出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复杂图像。循着"以中国为方法"的理论研究路径,从理解社会组织的性质差异、公共服务的性质差异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目标差异三方面现实出发,提出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的"三轨分析"新视角:政府、市场、公益三种逻辑分别从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其力量格局决定了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性质与状态。     

从“多元分化”到“一体整合”:基层治理秩序演进的组织化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各种社会要素组织起来,理顺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可治理、能稳定的治理秩序。通过重新设计和安排多元社会主体的权能及其关系,组织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新的治理秩序。从改革开放至今,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组织化方案经历了从“多元分化”到“一体整合”的重要转型,分别建构了专业化的秩序和协同性的秩序。两种治理秩序面对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分别遵循了不同的价值观,使用了不同的组织工具,也具有各自的正当性基础,形成了特殊的权力结构及其互动体系,内涵着特殊的运行逻辑。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及其发展路径,应以社会主体及其关系为中心,从主体结构、互动机制、问题解决以及秩序设计等组织化维度,理解和阐释基层治理的行动者、关系状况和治理效能,从而深入把握基层治理演进的趋向及其挑战。     

大学生预备党员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83所高校1375名预备党员调查为例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回应"这一理论范式,分析基层党组织对预备党员单向教育管理的传统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基层党组织与预备党员如何互动,作为互动主体通过回应以达成对共同目标的认同,从而达到既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实效,又实现对预备党员的培养目标,最终促进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发展.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公民持主动参与态度与政府持积极回应态度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互动的两种主要范式。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完善措施主要包括:强调公民的主体地位,提升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合法性;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确保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知情权;拓宽公民参与途径,深化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机制;完善后继配套措施,巩固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成果。     

在“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下的基层政府回应逻辑北大核心

回应性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属性,解析政府回应的运作逻辑是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增进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经常处于“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对此提供了有力解释。基层政府遵循权威、利益、避责相结合的注意力分配逻辑,并与上级注意力、官员注意力、媒体注意力、群众注意力交织互动,由此形成注意力分配互塑机制。在此逻辑与机制的作用下,基层政府呈现了特征鲜明且治理效果各异的四种回应模式,即运动型回应、应对型回应、自主型回应、常规型回应。基层政府应以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作为回应基准,合理运用注意力分配的逻辑与机制,更加注重回应强度的权责一致、回应内容的匹配有效、回应速度的及时合理。     

网络舆情中的政府回应及其引导

网络舆情是现实民意在网络空间的反映,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和引导直接关系着政府对网络社会的管理水平。近年来政府面对网络舆情主要呈现三种回应状况:无回应型、被动回应型和主动回应型。为正确应对网络舆情、引导网络舆论,政府应加强应对、及时反应、公开真相、知错必改、善于引导、果断处理及柔性处理。     

利益组织化与社团组织发展:现实意义与路径选择

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我国由此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利益主体也在利益博弈中由利益分散走向利益组织化。利益组织化在增强利益主体影响公共政策的力量,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促使公民的政治参与由无序变有序,改变不平衡的利益代表结构,减少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利益组织化的现实表现,我国在维权潮流下出现了"结社热"现象,社团组织在成立方式、组织性质、组织类型和组织成员来源上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植社团组织发展,社团组织优化内部治理,社团组织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成为社团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中共对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政策的影响——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为中心的考察

1927～1949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在“剿共”并激烈抨击中共土地政策的同时,其土地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共土地政策与土地革命的影响,这一影响模式可以概括为“冲击——回应”,南京国民政府“回应”中共“冲击”的方式主要包括恢复旧有土地关系和改变旧有土地关系两种,而从其政策制订层面来说,又以后者占据更主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