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区”初现与中国培育区域性货币依赖的可能性分析

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在东亚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估算发现,"人民币区"正在东亚区域内日益显现。文章认为,"人民币区"的出现源自中国在区域内所构建的贸易往来和产业资本投资网络,以及中国因综合国力提高所增强的地缘辐射能力,而非金融危机后的暂时性存在。因此,虽然中国在东亚地区尚不具有货币操纵的权力,但可以通过贸易分工、资本投资网络以及金融外交来巩固并强化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货币依赖,以弱化美元"超级特权"对东亚地区经济平稳运行和货币政策自主性所施加的压力。     

货币的政治逻辑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货币不仅仅只是市场交易的媒介,更是一种权力,它不仅对社会财富具有分配效应,同时也能够为货币发行者直接带来财富,货币从产生到被普遍接受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这就是货币的政治逻辑。货币的权力特征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往往不能遵循以效率为原则的市场逻辑,而是充满着国家间的博弈和斗争。美元在崛起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依赖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也是美国政府积极运作的结果。美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欧元和人民币的竞争,更在于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国家和日本能否在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美元,以及美国能否获得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货币问题上的合作。     

货币的性质与人民币的未来选择——兼论亚洲货币合作

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从市场的角度看待货币,认为货币是交易媒介,其对真实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观点,本文从货币作为计价单位的属性出发,指出货币具有国家和权力的特征,它反映建立在国家权威基础上的社会信用关系.货币是真实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国际货币体系并非一个中性的体系.货币是国家财富的直接创遣者.拥有国际货币地位不仅能为货币发行国带来现实的铸币税和金融服务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它使货币发行国享有影响别国的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并得以主导国际上货币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从而长期影响别国的经济发展.此外,拥有国际货币地位还为货币发行国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便利,从而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一个倾向于货币发行国利益的国际金融体系.大国谋求不断扩大本国的货币漉通域,并竭力排斥别的国家竞争和取代自己的位置.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关系史同时也是一部货币主权的斗争和变迁史.本文认为,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起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国际地位,以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就目前来看,中国尚不具备走人民币直接国际化的条件,而选择符合亚洲共同利益的区域货币合作路线更具有现实意义.     

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核心货币地位探析

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快速发展,欧元的产生和美元区的快速成长对区域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做出了验证。东亚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而区域货币合作发展却相对迟缓。本文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币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应该发挥核心货币的作用,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

2009年,人民币开启国际化进程,拉开了人民币崛起为一种国际主要货币的序幕,这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之后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事件。但是,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不仅仅是市场扩张的自然产物,还需要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也是一个政治和外交事件。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主要包括支持该种货币国际地位的货币伙伴网络和国际(区域/全球)货币制度两方面的内容。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通过国内制度改革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在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具体到与货币相关的国际制度领域,中国的货币外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努力推动既有的全球性制度改革(简称"改制"),二是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性制度建设(简称"建制")。由于来自在位货币霸权国美国的强力阻扰,既有全球性制度改革进展十分困难。中国在区域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分别是金砖机制下的货币合作、"10+3"框架下的东亚货币合作和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货币合作,它们将共同为人民币崛起提供有效的区域制度保障。不仅如此,中国的"改制"和"建制"努力还为未来的国际体系预示了一个国际制度竞争的格局。     

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

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性格",它内在地要求生成美国主导的全球变迁的方案,特别是一个以援助和发展政策为核心的系统的第三世界政策,这是现代化理论运动在美国兴起的基本动力和历史条件。自由国际主义在冷战初期曾受到现实主义的有效抑制,一度延缓和削弱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重视及其对援助和发展政策的建构,现代化理论的政策效应即在于改变这种局面。现代化理论秉持自由国际主义并认同民主党自由主义,反映了美国自由主义演进的阶段性历史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最优货币区是否内生？——以欧盟为例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基于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借鉴引力模型,采用欧盟14个成员国的面板数据,评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欧盟成员国的趋同标准(通货膨胀率、利率、汇率、财政政策、债务)对欧盟最优货币区内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利率、财政政策、债务的趋同对于欧盟最优货币区内生性的影响至关重要。     

欧洲货币联盟会迈向最优货币区吗?——法国调节学派视角下最优货币区的自我实现

欧洲货币联盟作为“非完全货币联盟”,其调节模式与积累体系并不完全匹配,因此时刻处于不对称冲击和经济失衡的风险之中。共同货币的引入虽然促进贸易、通胀和失业等一些指标趋同,但未能推动欧元区自动走向“最优货币区”。以劳动生产率和国际收支失衡为主要表现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有所加剧,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基于欧洲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共识和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现状,欧盟更多地在技术层面着眼于引发危机的具体问题与制度漏洞,完善与经济积累体系相匹配的调节模式,以维持欧元区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却在不经意间引进了共同债券与财政转移支付工具这两个财政联盟的基本要素,从而创造性地撬开了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大门,使欧元区向“最优货币区”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欧元区的实践也在经验上为解释“内生性”最优货币区假说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外交与第三世界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同美国冷战战略密切相关的。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完全服务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和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在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军事反应、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成为最重要的手段。在与苏联和中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美国使用这些手段,反对他们认定是亲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有关的事态发展。总体而言,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在战后国际体系中寻求恰当位置的努力。这一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虽然有所成就,但也充满了危机、挫折、痛苦和失败,外交决策者和普通的美国人为遏制战略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     

苏联末期的货币战——透视苏联解体的新视角

苏联末期,在卢布贬值的未来预期下,各加盟共和国展开激烈的银行信贷竞争,同时实行了限制卢布涌入、物资流出的经济封锁。进而,面对俄联邦汹涌而至的卢布潮水,发行主权货币成为小国寡民型共和国防止卢布占领、摆脱自身经济困境的良策。而某个加盟共和国的主权货币行动必然在整个苏联内部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统一的卢布流通域遭遇被15个彼此独立的货币流通域瓜分并取代的命运,作为主权国家的苏联也就在货币层面被摧毁。考察苏联末期的货币战是探寻苏联解体过程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于揭开苏联解体之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l Ejercicio de Pensar: The Rise and Fall of Pensamiento Crítico

In 'El ejercicio de pensar'(the exercise of thinking), Fernando Martínez Heredia ( El Caimán Barbudo 1967: 2–5) made reference to the words of Enrique Varona to describe what, in his view, was the appropriat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Cuban Revolution. Varona had argued that thinking was a rare human trait as it went against basic desires that preferred dogmas to ideas. Martínez Heredia's position on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would have a prophetic character, for, soon after, give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newly created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Havana, he led a young group of academics gathered around the journal Pensamiento Crítico . In their heyday, both the group and their publication came to be identified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the Revolution's) intellectual.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this new, politically committed, intellectual in the Revolution and explores the role played by this group in the intervening years, includ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t established with the European New Left.     

二战前中马贸易关系中的华侨因素

二战以前,马来亚的华侨不仅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其经济活动遍及马来亚的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的各个方面,因而在对马来亚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对中国与马来亚的贸易关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沟通和增进中国与马来亚的贸易往来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The Impact of the USSR on Lithuania's Domestic Policy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in the Third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link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topics which are usually discussed rather than analyzed in any detail. The case of the USSR and Lithuania is taken as an historical example of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factor on domestic policy, and an attempt is made to elucidate how the Soviets tried to influence and correct Lithuania's policy in the inter-war period by providing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parties and their press. In this way they sought to set Lithuania against Poland and fuel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m, so that they would not become reconciled, would not create the so-called Baltic Union with Latvia, Estonia and Finland and would not orient themselves to the West. Using financial and other levers of secret policy, the Soviet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pushing the pro-Western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away from power in Lithuania so that the Nationalists, who sought to establish closer relations with the USSR, came to be established. The overseas financing of parties which remained unknown to the public distorted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Lithuania and hindered the maturing of social awareness.     

崛起的亚洲与世界——评《新亚洲半球:权力东移势不可挡》

21世纪是亚洲崛起的世纪,然而,西方人对亚洲的崛起持反感的态度,并感到恐慌,进而退化成保护主义.在<新亚洲半球:权力东移势不可挡>一书中,纪梭·马布巴尼以亚洲人的眼光,描述了亚洲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对世界权力重心的持续东移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作者告诫西方,接受亚洲崛起的现实,并与之携手合作,才是明智之举.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当西方发生变化时,新亚洲应该如何响应.本文是对<新亚洲半球:权力东移势不可挡>的评论.     

中国与印度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与解释

本文首先对中印两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认为无论从经济指标还是从社会指标考察,中国均比印度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对两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比较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强于印度。对两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表明:其一,在大多数年份,印度服务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强于中国;其二,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主要来源于竞争优势。虽然中国服务业综合竞争力弱于印度,但实际中国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始终强于印度,只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发展速度更快,才使得中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弱于印度。文章最后从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政府作用、社会异质性、宗教文化、海外侨民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印之间竞争力存在差异的原因。     

国际体系变迁与战后韩国政治发展

国际体系是国际行为体之间依据某些原则所形成的排列组合和内在联系;从层次分析出发,可将国际体系分为三个层面,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某些分裂国家）,韩国民主化就是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情况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体系宣告终结,国际体系从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逐渐转变为以美国为主的一超多强体系;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过程中,韩国的政治发展随之展开。鉴于朝鲜半岛的地缘战略地位,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韩国一直处于大国角逐的前沿阵地,政治发展过程带有明显的国际影响的特点。     

回顾与展望:中韩建交以来国内的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国内关于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的研究取到了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基督教正式传入朝鲜半岛前的研究、在朝鲜半岛传播历史的研究、教案研究、基督教与朝鲜半岛近代化的研究、基督教与朝鲜半岛政治的研究以及基督教史的比较研究等。中韩建交以来朝鲜半岛基督教史研究的兴盛,得益于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经济合作的增强和两国文化自古以来的密切联系。     

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案的国际法解读

不久前,国际法院主要依据实际控制原则和禁止反言原则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争端作出判决,这进一步延续了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运用有效控制原则的趋势.但是,应当明确的是,有效控制原则、时效原则、先占中的有效占领原则、时际法原则、关键时刻等的适用场合及条件是有区别的.根据我国对钓鱼岛、南沙群岛等享有主权的历史事实,以及对有关国家非法占有我国岛礁等行动的持续反对,实际控制原则并不适用于钓鱼岛、南沙群岛等有关领土争端.此外,我国并未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有关争端不会诉诸国际法院解决.但为防止有关国家利用有效控制原则,通过向无人岛屿移民等行为企图造成有效控制事实,我国应对有关争端领土加强管理和控制,而对被他国控制的无人岛屿等应采取多种手段及早解决.     

美韩关系中的驻韩美军地位问题

驻韩美军是影响美韩同盟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作为规范美军法律地位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则是美韩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围绕军队地位协定谈判,美韩双方的交涉持续了十几年时间,最终,随着韩国在美韩同盟关系中地位的提升,美国同韩国达成妥协,签订了军队地位协定。军队地位协定的谈判过程,一方面反映出韩国在美韩同盟中地位的变化,同时显示美国同韩国签订军队地位协定存在争取韩国支持其越南战争政策的政治目的。冷战结束后,《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凸显出的不平等性,引起了韩国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给关韩同盟关系带来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