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层治理共同体研究:理论进展及未来方向

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政策目标。当前,国内聚焦基层治理共同体问题的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发展,主要集中在基础性研究、现状认知、影响因素和实践路径四个方面。关于基层治理共同体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实践应用研究多,理论建构研究少;制度性建设研究多,实证性研究少;宏观视角研究多,微观需求视角研究少等。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基层治理共同体情感共情、效能评价、冲突纾解、组织关系,以期实现基层治理共同体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吸纳功能与机制研究

政治吸纳是实现有效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基本策略,在促进民族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政治吸纳是与政治排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统治者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而通过建立制度机制,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到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动.研究政治吸纳的功能和机制,对强化国家政治认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族际和谐治理模式下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发展

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制定科学完善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是落实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实现族际和谐治理的关键.族际和谐治理模式下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是指在多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将国内各个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并维护这个共同体的政治过程中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的发展.本文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的成效和不足,以及在构建族际和谐治理模式下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的发展趋势、相关问题和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的发展建议、制度建设等.     

人民政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内涵及独特优势

政治共同体是共同体的集中表现,也是建设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共同价值观是政治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从性质定位、历史渊源、工作职能和组织构成来看,人民政协具有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使命和价值规定,充分证明人民政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发挥多个方面的力量,而人民政协在政治共同体的建设上有着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主体优势和职能优势,是凝聚共识、汇聚人心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及其新时代回应

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是一个立意鲜明、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它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阐释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是维护特权群体利益的虚幻共同体。他从民主制度设计、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国家治理方式及维护人民利益层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提出富有未来洞见的科学构想。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其新时代回应。把握恩格斯国家治理思想的本真要义，对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疫情防控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明显短板和不足。深入反思这些短板和不足,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五治融合",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优化治理结构,促进社会合作治理;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八社联动",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公共利益: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核心价值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与以往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公共利益”核 心价值基础之上。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以政治制度化作保障;政府建设植入新公共服务理念;培 育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文化;构建共同治理的社会机制。     

生命共同体及其治理理由的历史逻辑

生命是共同体存在和治理的底线理由。每一个人的生命存续和繁荣,既是人类构成共同体的历史动力,也是共同体治理的原初理由。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界中一切生命主体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在索取和创造的平衡中维持人类与自然界共在的条件。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个体又与他人的生命构成了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关系中互为健康发展的条件,但是在过去一切基于私人占有和私人利益的共同体形态中,生命的价值并不能在共同体治理过程中得到完整的呈现。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类提供了重构生命共同体及其治理道路的方案。始终面向人与自然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在当代中国之治的实践中向人类展示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生命有机统一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道德治理思想在国家治理方式中的理解

国家治理是公共权力调控社会群体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其根本指向是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国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道德属于思想上层建筑,两者都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只要国家权力存在于社会,道德治理对于实现国家职能和社会治理就具有普遍价值和工具作用。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国家的统治职能也在向社会管理的方向转化,如何管理一个国家,保持它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境遇与选择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责任共担、行动共为、价值共通、情感共融、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当前,“城归”红利不断释放、国家政策持续赋能、信息技术有效嵌入为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但是也使其面临结构松散化、意义世界隐退、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多重挑战。因此,要着力整合乡村多元利益、重建乡村意义世界、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乡村治理效能,从而筑牢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之基,进一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基层治安治理中的“情治”逻辑及当代价值

情感治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是适用于当代基层治安治理的一种范式革新。情感治理深刻依附于传统中国乡土场域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映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蕴的情感脉络。传统乡土中国的情感治理主要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搭建、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情感塑造和乡里个体的情感锤炼三个层面展开,将基层百姓纳入礼法秩序并使其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安治理结构。情感治理嵌入当下基层治安治理实践,需要调和柔性情感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培育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制度化情感,推进治理共同体由松散连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激活教化功能以平衡情感供需关系,弥补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治理缺陷,实现基层治安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人文化。     

民生政治: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合法性向度与发展理路

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在民生政治建设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政府围绕公共服务这一条主线,逐渐实现民生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治理。民生政治是行政善治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价值诉求,善治回应是以民生政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程式。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政党的理性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生政治发展理路,主要呈现为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对公民理性的吸纳与塑造,在政治话语与法治论域中民生权利的调适与转换,民生建设与民权保障的价值寻绎与审视,民生改善与政治认同的治理导向和运行逻辑。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述评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时广泛兴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都着重阐述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大战略,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助推乡村振兴明确了目标方向。学界主要围绕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底蕴、历史演进、主体凝聚、阻滞因素及破解策略等进行探究,并从多维视角提出了诸多初具学术价值的思想观点。本文梳理和审思了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的困境与不足,着重凸显了未来研究的着力点。     

自组织调适视角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配置及其履责路径

我国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配置呈现出由行政化职责同构迈向自组织均配调适责任的内在变迁规律。在自组织调适视阈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体系关涉内外联动、结构异质、竞合涨落与反馈调适四大核心要素，不同责任主体与自组织系统形成分异化、多角色、交互性关联机制，责任履行的路径集中体现在负熵渠道畅通、差序化协同、分异利益融汇与自洽循环调适等方面，即通过坚持平衡资源配置、开放兼容、监管强度等基层治理共同体开放原则，优化其履责情境；通过形构不同角色差序化协同的治理模式，明晰其履责角色；通过坚持利益平衡分配原则、个体理性服从集体理性、分配程序公正等基层治理共同体公共利益结构的优化路径，激发其履责动力；通过正负反馈链的交替循环和持续作用，提高其履责效能。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党建引领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路径

面对日益激增的突发公共风险，构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战略支撑。然而，组织体系的紊乱化、利益结构的碎片化与价值取向的抵牾化抑制了农村突发公共风险的有效治理，迫切需要通过党组织建设引领构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实践中，党组织能够以高度组织覆盖、统筹协调能力与价值引领能力增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组织韧性、利益韧性与价值韧性，强化应急状态下的农村韧性治理能力。为此，党组织应以组织力建设为重点，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塑造坚实的组织根基。同时，党组织亦需要构筑标准化的韧性治理体系、加强农村社区韧性文化建设、创新农村韧性治理工具等，确保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成效。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