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工作人员共同犯罪的量刑

在司法工作人员的共同犯罪中,身分与量刑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真正身分犯中的身分间接地影响量刑;另一方面,在不真正身分犯中,身分则直接对量刑发挥作用。尽管我国刑法总则没有关于无身分者与有身分者共同犯罪,无身分者要判处通常刑罚的规定,但从司法工作人员犯罪的立法实际看,仍应当坚持身分对量刑个别地发挥作用的原则。最后,在司法工作人员共同犯罪中由于教唆犯只是间接地侵害法益,因此一般对教唆犯的量刑不应高于实行犯。     

论教唆犯的停止形态

对教唆犯的研究应将其分为独立教唆犯和共犯教唆犯来进行。独立教唆犯不具有共同犯罪关系 ,共犯教唆犯具有共同犯罪关系。而研究所有教唆犯的相关问题的起点是教唆犯的性质 ,独立教唆犯具有独立性 ,共犯教唆犯具有二重性。关于教唆犯的停止形态 ,独立教唆犯只有既遂一种形态 ,共犯教唆犯有未遂、中止、既遂三种形态     

教唆犯问题研究

国内外刑法学者对教唆犯理论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在教唆犯的性质、概念和处罚原则上仍存在诸多观点。本文在对教唆犯性质的各种观点进行归纳分析后,深入地分析和评价了教唆犯概念、构成要件及其处罚根据。     

身份犯之正犯认定的透析与批判

无身份者究竟能否成立身份犯之正犯,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在学理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与"折中说"。"肯定说"与"折中说"存在诸多问题,不应被视为正确的解决路径;而"否定说"尽管在结论上是正确的,即无身份者绝对无法成立身份犯之正犯,但是该学说难以解决行为因素在复行为犯领域的障碍。因此,必须对"否定说"进行修正,即无身份者之所以不能成立身份犯之正犯,原因并不在于"实行行为属于身份犯所独有",而在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在实质的不法内涵上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不得伤害他人"的消极义务和"与他人建设一个共同世界"的积极义务。     

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兼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身份犯中,纯正的身份犯其身份具有构成要件要素的性质,如贪污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非具有身份者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刑法规定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正犯,但其处罚依据在学理上存在疑问。处罚非身份共同正犯的依据并不在于形式的不法与有责身份分离说（结果无价值论）,也不能从基础单薄的法律拟制说中找寻正当依据。承认真正身份犯中非身份行为人责任与具有身份的行为人责任具有连带性质,是解决此类身份犯处罚依据的可行理论途径,此解释路径也可纠正相关身份犯罪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司法适用中的错误做法。     

“教唆他人犯罪的”之解释

我国采取的是不同于共犯从属性说的单一正犯体系,"教唆他人犯罪的"中的"犯罪",不限于实行行为。所以,该款包括教唆他人直接实行犯罪、教唆他人与第三人共同直接实行犯罪、教唆他人帮助第三人犯罪、教唆他人教唆第三人犯罪、帮助他人(一起)教唆第三人犯罪等诸多情形。因此,在《刑法》第29条"教唆"行为主体的确定上,应当不限于德国、日本刑法中的"教唆犯",不能等同理解中、德、日这两种语境下的"教唆犯"。我国这种独具特色的教唆犯规定,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弥补了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可能带来的处罚漏洞,避免陷入区分犯罪参与类型的泥淖,理顺了参与论的核心关系。并且,"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应当在遵从对一般预备犯处断规则的基础上,再适用第29条第2款的未遂教唆处断规则。     

共同犯罪实行过限研究

司法实践中，实行过限的一般情形在共同犯罪中比较普遍，认定及处罚的一般标准已形成通说。但我国刑法没有对实行过限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行为人的犯罪故意的内容可能随作案环境的变化而在法定条件下发生转化，对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结果加重犯和想象竞合犯等的实行过限进行分析，追究犯罪实行过限的法律责任。     

谁之后代,何种正义?——环境代际正义问题中的道德立场与利益关系

在当前关于环境正义的道德话语中,环境代际正义日益成为核心话题,人们日益关注未来世代的权益问题。事实上,在时间坐标、身份不确定性与未知偏好的限制之下,讨论当前世代与未来世代之间的伦理关系,无法真实有效地把握环境正义的实质,反而可能掩盖其核心问题;因此,澄清环境代际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内在困难,呈现其关注与处理的代际范围(谁之后代?)与伦理关系(何种正义?),是理解与实现环境代际正义的理论前提。     

身份犯新论

徐留成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撰文认为，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并非指一类犯罪人。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或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包括自然人刑法身份与单位刑法身份。类罪特征、     

不同种类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研究及立法建议

不同种类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司法实务界非常困惑的问题。笔者认为身份因素产生的依据不同,必然对定罪与量刑的影响作用也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定单一罪名或者不定单一罪名,而是要依据身份因素对定罪与量刑的作用来决定罪名与刑罚。由于我国刑法总则对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没有指导性条文,导致司法实务难以操作与混乱现象。笔者参考国外立法经验,提出合理的立法建议。     

高校合并利弊及调整之策

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高校合并,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举措,在促进高校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培养新型复合型人才,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高校合并并非简单地1 1=2,在伴随着巨型大学蜂拥而起的同时,高校合并中所出现的速度太快、摊子太大、管理太难、学科融合太慢等弊端也日益显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如何在高校合并中趋利避害,实现高校合并1 1>2的组织教学和育人的多级优化,为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这是今后高校合并和合并后高校发展必须正视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加快推进转型升级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的现实要求,要保持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要实现快速发展,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没有金融的带动,就没有高新技术的持续开发和产业化。要继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进一步创新体制、制度和机制。该文通过分析中国目前科技创新与金融融合存在的问题,从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金融机构科技投资、政策性科技与金融结合等角度,提出有利于科技创新型的金融支持体系和服务平台的政策建议。     

英美警察文化及其研究

英美警察学者多年来采用参与者的直接观察、问卷调查、访谈、对数据和卷宗进行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围绕警察职业特点,对警察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普遍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以及这些心理和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原因加以分析,试图找出更为科学的警察培训及管理方法,其研究成果深化了人们对警察职业和警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丰富了警察科学的内容,影响极为深远。     

“军事政治”向“科技政治”的演变及意义

随着科技置换军事并与经济耦合,科技的政治功能日益显现,世界已逐步由“军事政治”进入“科技政治”时代,“科技政治”已成为我们时代重要的政治特征。这告诫我们:必须发展科技以提高国际地位。     

延伸与扩展:乡镇民主的启动与突破

民主跟随利益走.中国的改革是从微观开始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主要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分户经营,建立健全家庭经营制度.家庭成为利益主体,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人身自由支配权.     

《大医精诚》与医药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大医精诚》论述了优秀的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还要具备高尚的医德。它主要从对待病人、对待同行、对待自己三个方面论述了医德的“精”和“诚”。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重视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要注重言传身教。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坚持“精”、“诚”、“合”的原则。     

犯罪行为过程与侦查措施手段

犯罪不是瞬间的举动 ,而是由多个行为阶段所组成的一个系列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犯罪人不断地向外散发着犯罪信息 ,而这些信息都是案件侦查线索的来源。侦查工作就是要根据不同行为阶段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手段去搜集犯罪信息 ,获取侦查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