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政策动员:"合作治理"何以有效回应竞争性制度逻辑——基于X县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其间的多元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制约,如何在政策执行中有效动员与整合各种治理资源是一大难题.从中国地方政策执行实践来看,部门执行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短期兴奋剂效应与常态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罅隙,依赖行政权威的政策动员与竞争性制度逻辑不相适应.通过追踪X县流域治理行动,利用扎根理论构建"制度—行动者—机制—结果"的合作治理框架,可以揭示竞争性制度情景中,不同行动主体策略性互动产生政策动员的诱因,也可提出超越政策动员的整体性合作治理的要求.     

选择性干预:农村居民消解政策执行偏差的行为分析——以湖北省S村为例

农民如何来选择性干预村干部的政策执行偏差?对湖北省S村执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任务过程具体实践的在场观察可以发现:一方面,农民通过政治话语、非常规行为和自我团结等进行自我赋权,搭建与村委会的对话平台;另一方面,活跃的草根组织增强了农民选择性干预村级组织政策执行偏差的能力。由于乡土场域宗族关系逐渐解体和基层"悬浮型政权"客观存在,村干部权威逐渐弱化。因此,在压力型体制和农村文化惯习双重制约下,村干部更多地只关注农民的行动选择是否会影响其政绩考核,对于村民的选择性干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     

推进成都“五项制度改革”的理论思考和路径探索

"五项制度改革"是成都立足实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改革。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对财政收支结构、分配模式等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加快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步伐;国资国企经营评价制度改革,构建重视可持续投资收益的国有资本经营评价体系,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提供基础环境;土地资源配置制度改革,打造有弹性韧性的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实施土地利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持续提升成都土地资源管控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管理和动态调整制度改革,搭建以多元主体公共对话、协商和协作为核心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企业扶持激励制度改革,提供精细化的政策支持与公共服务,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区域引领力的高质量企业"雁阵"梯队。     

基于注意力竞争理论的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分析 ——以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为例

在新医改的背景下,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改革"响应"中央政策,有的地方政府却漠不关心"敷衍"应付?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将五个案例城市推动医保支付方式的四种政策响应归纳为"政策响应差异",并基于地方政府注意力竞争视角构建了整体性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决策环境形成了特定政策领域公共议题的注意力分布结构,经由政府内部的决策通道递送、过滤、释放给政策决策主体,从而形塑了特定政策领域的政府行动。同时,各变量要素间的不同组合及权重变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政策行为的动态变迁趋势。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央一统政策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政策过程,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学术积累。     

制度性激励体系、适应性效率与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层次必然涉及制度问题。我国制度性激励体系的不完善降低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而低适应性效率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集中型制度性激励体系、从集中型制度性激励体系转变到分散型制度性激励体系的滞后、部委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资源配置方式都制约着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发挥。而缺乏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结构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影响表现为制度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制度的刚性导致经济结构调整的滞后、制度的僵化导致缺乏自我纠错机制。因此,通过制度性激励体系的有效转型来实现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提高,并让市场真正决定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自然成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政策网络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在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的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解决政策执行"中梗阻"现象;通过扩大政策网络开放程度,解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现象。     

生态责任、草根行动与低碳社区的能力建设——英美案例及其启示

对英美构建低碳社区两个基层组织行动成功案例的分析表明,社区是实现环境变化和社会低碳发展的基础空间;社区基层组织自下而上的草根行动,依赖有限的权力、资源和能力,通过促使个人能力与所在社区的组织能力、基础设施能力与文化能力间的互动与整合,既能够改变行动者自身的行为,也能够促进社区低碳发展总体能力的提升和社区社会结构的改变....     

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演变逻辑——兼论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的变异逻辑

税费改革前,以农民负担为核心、以群体性事件增多等为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汲取型体制,客观反映为乡村基层组织在压力型体制下积极行政带来的机构人员膨胀和经纪体制的复活。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则是在国家治理转型和社会转型期村庄内部潜在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乡村基层组织悬浮于社会之上不能有效作为引发的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危机。以税费改革为分界点,乡村治理性危机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而诱发根源则从国家汲取型体制转变为村庄内生矛盾。通过透视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在税费改革前后的变异逻辑,我们认为在后税费时代保持一个强有力的维持基础性社会秩序的常规性力量,对于化解潜在的各种乡村治理性危机大有裨益。     

公众参与如何避免"参与者困境" ——基于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的观察

如何让公众的参与行为利于公共政策质量的提升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热点议题之一。笔者认为,在探讨公众参与与公共政策质量之间的关联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谁来参与"的问题,因为在政策制定实践中已然出现了诸多由于公众"参与者困境"造成的政策质量低下的现象。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现有研究的缺憾,本文聚焦如何解决"参与者困境"的问题,从知识视角重新审视政策制定过程及界定公众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并对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者进行分析,发现在确定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公众参与者时可以结合参与者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和对政策问题的认知来进行考量,从而减少或避免"参与者困境"的发生,为政策质量的提升打好基础。     

浅论公共部门效率改革的策略

公共部门的迅速膨胀意味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关系的根本变革。公共部门改革效率的问题成为目前理论研究的焦点。政策科学的应用性取向导致它寻求改进公共管理的方式。本文研究了公共部门的组织效率的定义及其改革的制度障碍,并且对公共部门改革的政治改革策略、缩减策略、分权与评估策略以及角色转换进行了探讨。     

“补短板”语境中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等方面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角度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有制度化的机制安排。从民主党派自身建设角度看,参与社会治理能进一步增强政党意识,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随着"治理"内涵的丰富、外延的拓展,民主党派及其基层组织不断探索着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本文尝试在上海城市建设"补短板"的语境中寻找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新的切入点、着力点、发力点,在提升"补短板"自觉能动性、优化"补短板"工作环境、打造"补短板"信息枢纽、制造多样化"补短板"工具、积蓄"补短板"人才力量等方面,探索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新反恐形势下武器使用训练改革的深化

当前,反恐形势十分严峻,而警察的武器使用技能严重滞后,实战效益不佳、短板效应明显,制约了反恐战斗力优势的形成。深化武器使用的训练改革与转型升级,有利于积极构建反恐严打高压态势,增强武器实战能力与素养,发挥制敌效能,提升反恐实效,达成最大化执法效益。     

“宅改奇迹”:政治系统支持中的价值、规范与权威结构——基于江西余江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调查

宅基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重要财产,在其看来通常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地位,因而,宅基地制度改革必将面对这一棘手的难题。以政治系统的输入过程为研究进路,结合余江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将"宅改"置于对政治系统的"支持"中进行探讨。通过分析这一支持的目标主体,即"宅改"主导价值、"宅改"博弈或执行规范、领导小组、执法大队、党员干部等权威结构,发现农民对这一目标主体支持的一致性,是使"宅改"诉求与愿望能够输入政治系统进行转化并输出符合农民共同意愿政策的前提条件,这也成为余江缔造"宅改奇迹"的决定性因素。     

基于负责人角度的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意愿研究

资本回流农业具有必然性与长期性。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持续投资农业,有助于农业的繁荣兴盛。从工商资本负责人的角度,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展开剖析,发现:在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模型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工商资本负责人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而主观规范要素影响不显著;行为态度下,工商资本负责人对"获得社会认可""回报家乡"和"获得政策支持"的态度越正向积极,就越能够影响其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获得社会认可"和"回报家乡"的影响大于"获得政策支持"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下,工商资本负责人对于获取外部政策支持和内部资源禀赋、投资能力的感知会影响其持续投资意愿,其中内部控制对于持续投资意愿的影响最大;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这两个要素还可以通过态度间接影响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应建立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筛选机制,开展工商资本负责人培训工作,推动政府扶持政策转型,增进村级组织的服务作用,帮助工商资本获取社会资本,以增强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积极性。     

论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

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深入农村的关键所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基层组织,而且还要通过它们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制订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这样的决策才能比较接近实际,避免和减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从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更离不开基层组织。党的正确主张,要靠党的基层组织去向人民群众宣传,才能使群众了解相信并变成自觉的行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的贯彻,要靠党的基层组织带领群众去落实。没有遍布全国各条战线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     

政策议程创建过程的主体分析

在政策议程创建过程中政治领袖依靠其法定权威和个人影响力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利益集团则凭借其专业优势和利益整合能力,通过持续而有力的参与成为左右政策议程走向的重要力量;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要求通道"和"议题游说者"的角色;政策企业家则是某些政策理念或政策方案的积极倡导者和开启政策之窗的推动者;同时,随着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公众正成为影响政策议程创建过程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这些主体价值取向、利益偏好和行动方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政策议程创建的内在逻辑。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是国家治理海洋环境,规制用海主体行为,分配海洋生态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关乎"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演变与特征分析是深入研究海洋环境政策的前提。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以1979年至今中央部委发布的161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海洋环境政策体系演变呈现出低位徘徊、持续性增长和稳定周期性震荡的三阶段特征;多元政策制定主体间能够描绘出"简单协同"的二元决策协作网络图谱;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呈现控制型政策工具过溢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与"三农"情结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着的情况,结合农民的实际需求,始终坚持从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制定不同的政策,促进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顺利发展,为当前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整合的协同：城市社区统合治理的实践逻辑

随着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不断彰显,“统合治理”逐步成为社区治理的普遍模式。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统合治理作为推进多方协同的本土方案,是对转型社会环境、利益分化结构和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回应,其功能原理可以概括为“基于整合的协同”,也就是基于执政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引领关系,实现多元整合,进而构建起以党的组织体系为枢纽的多方协同网络。为此,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由党组织、居委会和社工站组成的一体化基层组织凭借其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利条件,综合运用国家政策资源和社区社会资本,构建起了面向多元主体的法权机制、组织机制、利益机制和人情机制等整合方式,并通过实践技艺和行动策略予以优化,从而调节相关主体的“激励-约束”函数和行为偏好,使其私益诉求沿着公共利益的基准路径聚合。在此过程中,统合治理也因多元主体的不均衡整合效果而呈现出“纵向协作”优先于“横向合作”的协同形态。     

府际利益关系平衡下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政策执行行为内嵌于特定的府际利益关系背景之中。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纠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行为,需正视以纵向府际应付关系、横向府际竞争关系及部门之间分割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府际利益博弈关系下的执行效率低下、边际创新增多和信息共享失败的综合作用。在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探寻地方政府与公共政策的"重叠共识",在府际关系中构建共容利益共同体,对推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