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张力视角下的流动摊贩治理困境——以广州市流动摊贩治理实践为例

本研究以广州市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引入张力概念分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利益实现和管制方式二维分类要素建构了流动摊贩治理议题张力框架,借以探寻困境背后隐含的治理关键矛盾点。研究发现:生存困境、执法困境和空间困境是当前流动摊贩治理面临的主要现实困境;“发展—生存”张力、“规范—生存”张力是困境所体现的两组张力;在流动摊贩治理实践中,城市管理者应当调和这些张力以兼顾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诉求,关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就业机会、城市战略规划等关键性问题。     

机会空间、资源策动与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困境:政治过程的解释框架

摊贩现象是世界各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理解街头商贩的行动逻辑可见,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外部资源的利用,使商贩实现了由弱者向政治行动主体身份的转变;而运动式的城市管理模式却从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管理者体制资源的耗散,这是摊贩治理失效的体制根源。要解决城市流动摊贩问题,有必要探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知识分享、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以世界银行实践为主线

"知识分享"指国际发展参与主体以生产、传播和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知识经验来促进发展的重要形式和过程。由于全球治理效力长期不足,提高国际发展成效已成为各国广泛关注的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发展组织,面对多元的发展路径,世界银行把"知识分享"列为实现其发展目标的核心战略,借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强化自身核心竞争力,提高发展项目成功率,从根本上推动国际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如今"知识分享"已进入国际发展舞台的"中央",成为继经济和技术援助之后的第三大国际发展支柱。世界银行的"知识分享"促进了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其发展能力,为其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有效方案,对于消除全球极度贫困和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面对严峻的全球治理形势,"知识分享"为国际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出路。     

地方党组织全面引领治理现象的发生机制——以S市动拆迁实践为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从公共政策层面看,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既表现在宏观的政策决策上,如制定方针路线;也可体现在中微观的政策执行中,如全面引领治理过程。在制定方针路线与全面引领治理之间的行为选择中,地方党组织采取后一种行为方式的发生机制是什么?除受党的先进性、上级要求等因素影响外,通过对地方动迁政策实践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复杂政策的网络性要求有效的协调制度,制度建构和运作需投入大量资源,而市场或行政机制下的执行方式存在资源投入不足和协调制度匮乏,导致地方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催生地方党组织全面引领地方治理。基于党章党纪等初始制度,地方党组织得以动员大量资源,进而成功建构和运作内部协调制度和外部协调制度,并分别实现对政策执行主体、主客体之间和客体内部的关系协调,推动了地方善治。     

治理视角下的社区矫正政策——以N市社区矫正政策为例

社区矫正政策的出现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他们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结构。治理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诸国家权威机关,他们掌控着关键性的资源,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主体——志愿者仅仅起着辅助性作用。国家权威机关之间的合作是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国家权威机关之间主要采用等级式协调方法,治理所主张的基于理性沟通和对话、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平台和机制还没有建立。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与困境分析——以石家庄市S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住房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物业公司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以石家庄市某一新建商品房小区为个案,剖析了城市社区多元主体背景下社区治理的运行实践。物业公司作为经济组织,经济理性凸显,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参与动力与热情;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使其难以履行自治主体职责,而代表居民利益的社区自治组织明显发育不足。在目前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主体之间的责任与角色不明进一步使城市社区治理陷入困境。     

仪式、关系与基层治理中的政治信任机制建构——以“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为例

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弱化趋势。由各地党委和政府推动的干部下乡活动可以视为政府自我调整或矫正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它既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当代延续,也是维稳政治的现实需要,更是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路径之一。如果将干部下乡活动作为国家＂政治仪式＂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旨在建构政治信任的＂仪式＂背后国家权力的运作策略和机制以及＂仪式＂展开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意外后果。而以＂关系＂的视角从微观上考察这一下乡活动,我们发现,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困境不仅来自于＂关系＂双方主观方面的理性计算,也来自双方客观上的社会距离,更在深层次上与某种泛家族主义观念相关。     

乡镇“后发赶超”式治理中的“上下共谋”与“被遮蔽的民意”——以L市P镇城乡统筹试点为例

城乡统筹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乡镇治理的必然要求。本研究以J省L市P镇为典型案例,详细梳理了近年来P镇在城乡统筹建设方面的成就和不足。从政府治理和民众需求两个角度总结了以P镇为代表的后发赶超型乡镇治理的基本特点,即在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引下,地方政府通过书记挂帅、规划先行、资源整合、招商引资等措施实现了体制内上下共谋式运作,在短期内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和社会绩效。但与此同时,在发展式导向的指引下,基层民众的需求只能被动输入,存在民意表达缺失的状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常态下,后发赶超型的乡镇治理模式将会暴露其脱离实际和滋生腐败的潜在弊端,难以具有可持续性。因此,需要从观念、制度和组织三个方面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基层治理能力。     

内涵、作用逻辑、路径: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析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包含现代化、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核心概念,这些概念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所内蕴的发展本质和特殊主义本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现实治理实践的作用逻辑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把握:从价值论视角来看,它为现实的治理实践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助推了治理活动的价值实现;从实践论视角来看,它表现出改善现实治理效果的热切意愿,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性;从认识论视角来看,它体现了实践与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逻辑的确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加强实践创新、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     

地方治理视域下的返乡大学生就业问题探析——以福建省S市为例

基于实现地方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功能的互补与整合是有效应对中小城市返乡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的关键的理论基础,本文提出了"三个结合"的原则与"三方优势互补,多元运行机制"的路径选择。     

中国城市摊贩监管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基于“新多源流模型”的机制性解释

中国(内地)城市摊贩监管行动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在理论层面,这个研究问题关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选择的机会、内容与新的选择机会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依据新多源流模型,政策行动选择受到议题流、行动流和规则流等三种政策溪流(即变量集装箱)的流向、流量和水质等变数的塑造和制约。政策溪流之间的离散或汇聚乃是一连串因果机制相互作用(即机制串联)的结果。当政策溪流汇流之时,政策行动选择(或变迁)的机会之窗开启。特定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的选定及其稳定,需从政策语境、政策溪流、政策行动的属性(譬如模糊性治理的功能或政策效应)、决策者的意向性以及相关机制串联过程的交互作用中进行解释。换言之,为了深刻解释这种独特的政策选择现象与政策稳定现象,有必要综合运用机制性解释与功能性解释。前者着力于变量和因果机制的角度;后者则着力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即模糊性治理)所具功能的角度。考虑到行文,本项研究重点进行机制性解释。     

雾霾治理的政策体系研究——以南京为例

本文以南京市为例探讨了雾霾可能的来源,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雾霾产生的原因。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工地施工、机动车尾气、外部输入被认为是当前南京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深层原因则是由体制性弊端而导致的发展方式问题。因,此,雾霾的治理应该从理念、原则和方法入手,既关注常态化治理,又重视应急管理,双管齐下达到先治标后治本的目的。     

城市治理现代化:理念、机制、途径——以西安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社会各个领域创新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具体到城市问题,需要从以往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向强调全社会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转变,要从理念、技术、社会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好与此契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西安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建立法治化、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机制,运用基层协商民主途径,推行三社联动模式,在城市治理决策中体现公众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切实从人民需要出发,体现便民利民目的;要在继承西安传统精神基础上建立具有西安特色的城市文化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城市治理的自觉与人文现代化。     

论大国治理的法治技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背景

法治是社会长治久安的现实路径。一个大国要维系长期的有效治理,拥有完善良好的治理结构必须在法治资源有效供给的基础上构建良性的治理技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并对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强调＂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和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大国,其治理技艺的优劣,尤其是法治治理技艺的优劣,关乎其能否维持良好的治理绩效。     

治理-善治理论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本论文从治理—善治理论内涵、基本特征、具体功能出发,提出我国政治发展中借鉴治理—善治理论的现实必要性及其运用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