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对传统文化的审视

良善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良善的国家治理的实现。古典时代的中国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文化能力，创造了中华帝国的形态，为实现有效的超大国家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以“家文化”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及儒家文化道德规范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传统文化的整合、阐述与转换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就必须要进行文化整合，对当前社会资本构成中的传统社会资本进行改造。在转变传统社会资本的同时，还应增加新型社会资本的存量，以提高总社会资本的流量。新型社会资本的合理定位应该是法治的补充。     

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关系研究的可视化图谱分析

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对社区共同体形成以及社区治理绩效有重要影响,社会资本理论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文章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比分析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关系领域的研究热点,从社区社会资本指标测量与定量研究、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研究以及社会资本在社区特定领域的影响研究等方面进行主题分析。国内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对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作用的肯定,或者是从微观层面验证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而缺乏有关社区资本与社区治理中层理论的建构。通过借鉴西方的研究脉络和创新成果研究,为我国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研究提供方向性引导。     

达则兼济天下：社区社会资本的精英凝聚作用

中国社会的差序人际联系形塑了社会精英在基层治理中的关键角色，在社区社会资本凸显重要性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占据优势资源且规模日益壮大的城市精英居民能否显现社会价值?研究发现居民在凝聚社区社会资本时受到客观精英地位的正向资源支持和主观精英认同的负向认知约束，且伴随认同偏差机制的选择性强化。第一，精英居民借助客观精英地位可凝聚更优社区社会资本；第二，主观精英认同会削弱居民社区社会资本凝聚；第三，相较于非精英居民，精英居民受到精英认同的负面影响更小，因而在精英地位优势和精英认同下偏的双重加持下凝聚更优社区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精英超越了“寡头”和“能人”的极化判断，呈现公共面向和社会价值。     

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地方性实践的经验总结

社会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加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参与,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成本,更能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还能够保障扶贫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建立现代化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文献整理掌握国内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构建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侧重点,依托地方性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存在问题的梳理和分析,积极构建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的机制路径。文章认为,必须从政策支持、动力源开发、能力建设、平台整合以及实践领域获取等方面完善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和路径。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探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从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向转型,要求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互动。治理理论下的国家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中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可使其发挥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互惠和网络关系方面构筑新型政社关系,以此了解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社会资本整合的困境,探索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协同治理能力。     

基于社会公平的农村贫困治理

实现社会公平的农村贫困治理是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国实现社会公平的农村贫困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应发挥社会资本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作用,深入探寻政府、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贫困治理模式。     

构建公正社会的理论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例如,城乡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逐年递增,社会主要群体日益弱势化。解决经济转轨中产生的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任务。具体说来,大力发展经济以增加社会财富是至关重要的,加强社会保障机制、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观念也是当务之急。     

家庭与个人社会资本对高等教育选择满意度影响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家庭社会资本与个人社会资本影响高等教育选择满意度的方式和程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选择满意度之间都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高等教育选择满意度受个人社会资本影响的程度较家庭社会资本要大。因此,个人对其社会资本的努力建构,更有助于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     

嵌入治理机制: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子,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但总体上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特征,不利于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为此,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结合中国社会转型实际情况,尝试构建嵌入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此观照当前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并期望为今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提供有效整合的理论指导。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     

中国传统文化应对“风险社会”的优势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风险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风险社会＂的出现正在从制度上和文化上影响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将矛头指向资本扩张的贪婪本质和割裂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冷冰冰的工具理性。虽然资本逻辑对于中国的影响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非但没能远离风险社会,可能在应对风险社会上还会遇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艰难的问题。但是,＂避风险、求和谐＂是中国人数千年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中国传统思想中应运而生的除了＂爱人＂还有＂爱自然＂,注重人文关怀,讲求天人和谐等,由此我们相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于治理风险社会、防御现代性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论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统筹规划,结合现实国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治理的新理论和科学论断,即构建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法治型治理机制,构建城乡综合治理联动机制,搞好基层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信息化机制,全面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水平,打造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为中国社会治理指明了正确方向,是新时代指导中国社会治理的科学指南,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治理的最新理论成果。     

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法律制度完善

当前我国正在加速步入老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就成为完善国家整体社会保障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关社会公平和公民权益的保障，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立法认证:解决我国社会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现实审视与国际比较

融资难已成为影响各国社会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我国尤为突出。审视现实,分析缘由,立法认证是一条重要途径,但比较其他国家现有立法认证发现普遍没有解决市场、市民社会、政府的合作机制、合作模式以及合作中的资本产权等主要问题,因此,建议我国社会企业立法认证应从社会企业目标分类分析市场、市民社会、政府的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清晰界定社会企业的资本产权,分类规范治理结构与模式。     

“社会冲突与公共安全机制建设”犯罪学高层论坛综述

＂社会冲突与公共安全机制建设＂犯罪学高层论坛于2010年7月在北京召开。与会学者认为,对社会冲突乃至社会敌意事件的研究,可以从政治化、刑事犯罪和维权三个视角展开。造成中国社会冲突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从结构洞理论看,传统的治理机制作用迅速下降,致使社会积累了不满;第二,从结构紧张理论看,由于社会自身结构限制了某些阶层达到目标的能力和手段,使之要想达到目标,就只能通过制度性手段以外的非法手段;第三,四类社会冲突在基层的聚积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第四,劳资矛盾引发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冲突;第五,社会资本过度流失构成了我国社会冲突增多和加剧的社会背景,而政府作为构成了制度背景;第六,不良信息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此,论坛提出的解决社会冲突问题途径和对策是：一是进行社会管理创新,从以管制为主要方式的社会管理走向以契约关系为主的管理模式;二是进行刑事政策调整,妥善化解矛盾;三是进行社会结构调整,构建社会主体意愿沟通机制和社会敌意缓冲机制,维护社会资源分配公平,并加强对边缘群体和弱势个体的人文关怀;四是解决社会的心结问题,提高国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五是建立新的公共安全机制,完善释放机制、分享机制和流通机制;六是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从文化、权威、经济、社会四个方面进行秩序整合。此次犯罪学高层论坛邀请了关注犯罪问题研究的社会学界和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参加,这种多学科的整合扩大了犯罪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范式,更大限度地改变了以规范法学的思维进行犯罪学研究的陈旧模式,也标明了中国犯罪学理论建设未来发展的方向。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努力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虚拟社会治理的中国逻辑及其进路——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思考

当代中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从虚拟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功能分析,虚拟社会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日渐加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虚拟社会治理需要冷静审视多元化社会思潮,合理化解网络空间的社会冲突,有效巩固国家安全,充分融合多方参与主体。因此,应当把虚拟社会治理放置于国家治理的宏观体系下加以综合考虑,根据中国国情选择合适的治理进路,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创新虚拟社会矛盾冲突化解机制、完善虚拟社会安全体系、建立虚拟社会组织体制等途径,促使虚拟社会达成善治目标。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公民教育:文化资本的维度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国家可通过对文化资本的配置机制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而教育则是这一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立国成为很多国家的战略选择,其中公民教育日益凸显其作用,公民教育要适应这种变化,处理好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以及公民参与的关系。     

论社会公平与社会经济安全——美国经济发展史的借鉴

市场经济缺陷之一，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扩大。200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9，表明分配不公平问题相当严重。历史上，财富分配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安危。现代国家最主要职能就是通过国家干预，保障社会公平，建立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进程中，要实现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就需要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开放社会利益的表达机制、透明的科学决策机制和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实行公平和利益的协调。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本性、经济意志、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的综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