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从“贤人之治”思想向法治思想的转变

柏拉图早期所倡导的“贤人之治”,并不等同于“人治”这个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对所谓专制独裁统治的称谓.他主张的哲学王之治实质上就是理性之治.除了贤人之治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外,他还通过对法治的批判进一步肯定了贤人之治的作用.后期他逐渐认识到了贤人之治的不足,转而支持法治理论.本文首先论述柏拉图所主张的贤人之治的独特性,进而分析其所具有的正当性,然后论述从贤人之治转向法治的过程,以期为现代法治的践行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选拔干部的“人治”与“法治”

干部的选拔、干部队伍的建设,历来被看成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然而,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选拔干部的指导思想和标准与过去相比,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但是,发现和选拔人才,大胆启用中青年干部,建设好第三、四、乃至第五梯队的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是“事情成败的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要选好、选准干部,首先必须实现指导思想上的转变,确定选拔干部的科学标准和科学方法,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使干部选拔从“人治”走向“法治”。     

从“人治”与“法治”的博弈看高校法治

从人治与法治的博弈看,依法治国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打破人治的束缚来实现社会的和谐,那么依法治校的目的就是为了破除人治的魔障来实现校园的和谐。然而高校如何有效法治还是一项长期、艰难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略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法律思想领域中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课题。当时所谓“法治”，用法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法治国”(《管子·明法》、《韩非子·有度》)或“垂法而治”、“缘法而冶”(《商君书·壹言、君臣》)。     

“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

“法制”一词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词较少使用。解放后“文革”前一般称“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通称“社会主义法制”。     

实现“3个转变” 实行依法治省

实现“３个转变”实行依法治省冯忠文依法治省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云南省４０００万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实行依法治省，应该努力做到“３个转变”。一是思想认识要实现从“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转变。强化法治观念，摒弃人治思想，是实行...     

从“中国法治”向“法治中国”迈进

理念之变: 从“中国法治”迈向“法治中国” 理念之变,首先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法治”一词共出现了18次,“依法”一词出现了21次,位居历次党代会报告之首.在十八大的论述中,“法治”建设的目标更高,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变成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必严、违法必究”到提出“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保证;“法治”的定位悄然前进,从“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变成了“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也是在党代会报告中的首次出现,“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法治社会的“法”与“治”

“依法治国”,“法治”为其要义。近些年来,学界政界,对法治议论者甚多,其中不乏有胆有识之高论。但何谓法治之“法”,何谓法治之“治”,何“法”可用之于“治”,“法”与“治”关系如何,法治本质与特性如何,似鲜有平心静气、细致深入之论者。就此而言,此处严存生教授之文可谓棋高一筹,令人一新耳目。文中释论人之本性,法之明善及法之属性;治之自治与善治,治之于官而非民,治出于民及其属性等等,均有学理说服与发微启迪之长。推呈学界,或能复引精粹之玉。不仅如此,意味更为深长者,“依法治国”之“法治”,究竟寓意何在?其与“法制”究竟有何不同?前者一定是观念上的进步,抑或传统“治”国之策的另一种表达?     

法治岂可变“罚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某些地方,“法治”开始被“罚治”所代替:坑蒙拐骗,只要交了罚金,就可万事大吉;卖淫嫖娼,只要交了罚资,就可立即放人;车辆违章,只要交了罚款就可畅通无阻;无照经营,只要定期交钱,就可放心获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远离“人治”

常常在媒体上耳闻目睹这样一类报道：某某错案在某党政领导的直接干预下最终屈伸冤平;某某“骨头案”的执行,经某部门首长批示很快尘埃落定等等。笔者不怀疑对具体案件的审理作出批示的某些领导藉此推动司法部门公正执法的那片良苦用心,也无意否定批示之于司法公正在历...     

“治人”杂说

“治人”杂说邹振基１９世纪中叶，英国议员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小脚、鸦片和科举。这当然属无知和偏见。现在又说，西方的文官制度来自中国的科举，从传教士利玛窦、克鲁兹、德万多萨，到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孟德斯鸠，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都称颂介绍过以公开考...     

试论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并确定其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发展、新突破，是党执政和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变。这一由“法制”到“法治”的转变，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认识的深化；说明了我们党对邓小平关于民主法制理论的深刻理解；证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之路，彻底摒弃人治、厉行法治的坚定信念和决心。这一具有里程碑标志的转变，说明党和…     

要实现司法体制从“人治型”到“法治型”的彻底转变

医治我国司法体制中的“人治”弊病，必须服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出的保持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这剂良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秉持高度理性的政党，完全有能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将“人治型”司法体制彻底改造成以司法机关能始终保持住“应有的独立性”，     

从“人治”走向“法治”──关于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一点思考

50年来,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伴随着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行进,我们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探索、失误、反思而逐渐成熟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也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曲折发展历程。在经过了不断地探索和努力之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终于实现了从“人治’任矿法治”的革命性转变。回顾这段历程,既给我们以启迪,也促使我们去思索。纵观新？囫0年的法制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即所谓的前30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 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执政人员和公民团体只应在法律(通则) 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 的服从。 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     

实现普法教育向法律素质教育的转变

“１５年普法，１５年辉煌”。全民普法教育自１９８５年启动，历经了３个五年规划，对于全民族民主法律意识的唤醒，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恢复与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全民普及法律常识”工程的实施，就不可能有现在民主法制建设如此大好的局面，也不可能有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法律素质教育是普法教育的必然升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标志着民主法制宣传教育的新突破和新发展。经过调查、分析和比较，我们认为，要使民主法制宣传教育在“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有必要以…     

“审判机器”实现法治精神

2009年9月8日，备受关注的“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死刑案”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对被告人孙伟铭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限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有论者说，“孙伟铭醉驾安要”将民为一个司法符号。     

“治人”与“治法”辨析

在过去一个时期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儒家为“人治派”。法家为“法治派”，而在儒家中，又认为苟子最具有代表性．因为他第一次提出了貌似于“人治”与“法治”的概念，即“治久”与“治法”．并明确主张“有治久，无治法”。①。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愿与学界同仁磋商。一、“人治”与“法治”的由来欲弄清苟子的“治人”与“治法”思想，须先了解多少年来人们所常用的“人治’与“法治”的概念。这二者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最早由我国改良派学者介绍来的，并用以研究评价先秦德法两家的政治法律思想。本世纪二十年代…     

政法干部要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

经济体制改革方兴未艾,四化建设中兴有日。政法工作要适应这个形势,关键是如何根据干部四化的要求,提高广大政法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我们特约请谢邦宇同志为本刊撰写了《政法干部要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一文,发表了他的见解。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很有参考价值,现推荐给读者。     

社会主义法治的要义是“人民之治”

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不可分离,民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政治法治体制是人类社会政治开明、法治文明的制度典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义,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中必须秉持'人民之治'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