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戾不是公权力的本能

最近,关于理性话题的文章多了。《南风窗》就有两篇文章以理性作为标题,一篇是《让社会回到理性源头》,另一篇是《理性的人,不理性的资本主义》。前者讨论社会公权力"精英"与"刁民"的矛盾;后者讨论经济理性主义。两篇文章,都提到"理性",说明目前社会密切关注理性—或者说理性的反面"非理性"的话题。官民冲突不断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一大特色。官民冲突,已不是隐秘:从到处发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舆论天然是权力

若对"权力在民"没有异议,舆论权力与政府权力就可进行多番并提:都需要一个"民众赋权"的过程,都关涉大小具体事务的处理,都具有不小的"强制力",以及维护自我权力运行的排他机制。权力本身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它其实一直在流动。常规媒体机构或曾暂时掌控舆论权力,但新技术已经让舆论权力向新的舆论载体转移。其间,旧有舆论权力由国家机关直接赋予,新的舆论权力则由民众"直选";权力的新旧代理人必然产生激烈的冲突;舆论权力的转移是悄然发生、非正式操作的,并不存在制度设计和公平保障,舆论权力也难以逃脱权力的阴暗面。决定由谁来充当舆论权力代理人的"赋权"斗争非常惨烈,而且在权力最初转移时,法律惩戒和道德规范一般不会及时跟进。买粉丝、造谣、炒作、相互攻击等,就发生在这一通过"博眼球"、"受关注"来获得"舆论     

谁才是懒汉?

"福利制度是在养懒汉",这是一个对"再分配"的经典指控。它往往出自政治光谱上的"极右"之口。在美国,如果民主党人说了这句话,或者,在欧洲,如果工党或社会党的人也持此论调,那一定令人吃惊。另外,一个人哪怕恨福利制度恨得咬牙,只要他还是个官或想当官,也不敢公开说出来,因为说民众"懒惰"是不可原谅的政治犯规行为。2012年,罗姆尼和奥巴马争美国总统宝座时,就因口急扯出了一个"47%     

两岸中国人情感模式的同一与变异——一项“文化基因”的检测北大核心CSSCI

情感模式主导了人类的行为,并且决定其行为的观念,文化基因遗传的关键就在于情感模式的精确复制。通过对两岸中国人进行文化基因检测后发现,在亲属关系场域的人、物、价值理念中,两岸民众仍然投入了浓厚的感情,情感模式表现出同一性。当局因政治需要进行宣传的内容,是情感模式的差异所在,属于文化基因的不同变异,已成为现今两岸之间矛盾的根源。应当舍弃"组织体"侧面,以"文明体"来解决两岸问题,促进交往,使两岸民众在血缘上、情感上相互融合,成为彼此维持心理社会均衡方式中的一部分。目前,以"恋家者"来描述中国人维持心理社会均衡的特点仍是合适的。这个文化基因的检测工作,也验证了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     

台湾劳工阶层民众的政治心态与行为特征初探

劳工阶层是岛内重要的社会阶层之一，不仅人数众多，且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为维护自身权益积极投身于岛内的社会运动之中。于是，这一群体不仅成为推动岛内政治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成为岛内政治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各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他们也用手中的选票表达着自己对执政者政策走向的好恶．并由此而影响到岛内政局的变动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因此这一阶层民众的政治心态和行为特征就成为值得人们关注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制度保障力面临的挑战剖析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政治领域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制度保障力.但对照人们当家作主及政治参与的要求和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要求,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还存在着民众的知情权和政治参与权缺乏制度保证、民众政治表达权制度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未能根本扭转、民众监督权缺乏制度保...     

共治威权与法治威权——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和出路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经历了从"家长式威权体制"到"共治式威权体制"的转变.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是法治式威权体制.在发展的路径上,可以县级政权改革为突破口.建立自治性县政体制,改变目前的权力来源和责任体制;以强化国家的法制为基础,建立司法制衡制度,重构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同.     

“要么服从,要么滚蛋”有什么错?

谁都承认,这样的命运,在道德上不是民众应得的。我们把责任指向了权力。但谁又能说,民众对于自己的命运,不负有一点道德责任呢?在平时,他们为权利、为公民的尊严、为对权力的限制鼓与呼过么?又是否关心他人的维权并声援?这样的命运,逻辑上,不就是平时"沉默"的一个结果吗?     

“灰色治理”之困

《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有语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基层官员和民众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是否稳定的晴雨表。原因似乎很简单:上层和中层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制度、法规一样,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是抽象的,而基层权力,则直接和社会、民众打交道,它如何对待后者,具体地、现实地决定着后者对整个国家权力的反应。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重复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套故事。而基层权力的失控,官吏对民众的侵害,总是它的一个制度性后果,一个引燃社会炸药的因素。它像噩梦一样纠缠着每一个王朝。     

地缘政治理论演变的新特点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思考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以制定合适的地缘战略,对中国而言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从权力视角、空间结构主义视角、冲突视角和绝对主义视角来解读国际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又衍生出地缘经济学、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网权论、天权论等,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权力内涵的多元化,非地理空间重要性的凸显,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地缘政治理论本身具有西方话语色彩,理论发展的目的均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特别是与国家地缘战略的制定紧密相关。因此,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和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合理吸收有关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在发展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积极谋划中国的地缘战略,明确地缘战略目标,动态评估战略环境,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实现中国地缘战略的系统性提升。     

试析国家分离发生的路径和动力

分离促使国家和国际体系适时进行系统地自我更新。民族主权与族群冲突、国家建设与政权崩溃、民主化与政治失序、全球化与国际干预是国家发生分离的四种路径和表现。它们分别从社会原生要素间的政治关系、政治系统内外部权力的结构和关系、政治社会与垄断权力开放竞争和参与的关系、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关系,说明国家发生分离的四种动力来源,即"主权"要素改变、"政权"建设遇阻、"政治社会"关系不对称以及"超国家"外部介入。这四种动力统一存在于国家主权的"同质性""专断性""对称性"和"正义性"四种属性内。它们是主权国家在全球持续裂变和扩散的原因,也是当下国家发生分离的路径和动力从单一走向复合的提示。     

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民族冲突中的历史记忆政治化——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中的“安法尔行动”北大核心CSSCI

历史记忆是建构、维系族性的观念要素。创伤性历史记忆更为民族提供了尊严情感来源,也为民族精英制定冲突性决策提供了带有"复仇"色彩的理由。伊拉克库尔德人通过观念、制度、行为三个层面将"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政治化,作为独立运动中具备"悲情"和"偿还"底色的政治工具。历史记忆在这种政治化循环中得到巩固,与宗教、资源等其他矛盾杂糅在一起,对民族冲突产生催化作用。历史记忆体现着权力结构,经由民族冲突一方政治化的历史记忆能否为另一方所认可,成为民族和解的一大前提。     

加拿大政治参与现状分析

加拿大是社会分化程度很高的多元社会。为了避免争吵和国内战争,加拿大政府提供各种政治参与渠道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在实际民主政治运作中,精英集团在加拿大政治参与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某些公民远离政治和对权力当局顺从的倾向,使得加拿大主要的权力更落到了精英的手中。在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多方面因素中,利益是根本动因。当他们的利益被卷入到政治事务中时,他们就会变得很积极。加拿大的政治参与有自己的特色:加拿大自动参与作用的范围较大;公民通过参加不同的政党和社团实现政治参与;精英阶层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实力参与政治。     

走出中介政治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权力运行,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前现代政治”都有一个共性——从表面上看,权力拥有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承认自己不过是在代行某种神圣的权力。而这种“神圣的权力”,要么来自一个虚拟的民众实体,比如“人民”、“群众”,要么来自某种神秘的力量,比如“上天”、“上帝”、“神”等等,而不是那些具体的、掌握选票的人。在此情形下,无论是代行“人权”,还是代行“神权”,无论是君王或政府,作为权力拥有者与使用者,都是实现民众获取权利的唯一中介。而且,在口头上君王或政府至少会承认自己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万民之福”。在此,我们不妨将这些政治称为“中介政治”。     

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的动因及其前景

从"一党独大"到"多党并立",受族群政治与"青蛙政治"的双重挤压,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程面临政治稳定性较差的困境.一方面,族群政治固化了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导致腐败和不公平现象频现,激起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持续抗争,最后演变成数波"政治海啸";另一方面,"青蛙政治"以权力和利益为导向,成为新旧政权转换的催化剂,即利用政权更迭契机左右新政权的诞生.未来,马来西亚政治转型需要破解多重矛盾,才能建立起稳固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     

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

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消除了贫困之后。正如孔子建议的,在民众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政府就要转向民众的教育,即促进民众的道德水平和智慧发展。有人预言中国的政治结构会崩溃。这种耸人听闻的预言假定了民众对政权感到不满。其实,大部分中国人看起来并不反对一党执政的国家体制。自1990年代以来,西方和中国学者就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过很多次大规模调查,到现在为止,他们基本上达成共识: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非常高。研究人员对调查进行过修改以避免受访者撒谎,但结果总是一样的。     

国际政治视野中的环境安全——兼论当代中国的环境安全

基于全球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水安全、气候变化、公共领域、环境难民和军事与核扩散等方面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在几个方面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安全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形象构成了挑战。     

简析民进党的“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

民进党以制造冲突为主要手段进行动员的政治行为模式根深蒂固，在没有上台以前就表现得极为明显。2000年民进党取得执政权，“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2008年民进党在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中惨败之后，这种政治行为模式依然是该党政治行为的主流选择，这对民进党未来的路线检讨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