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中国之治”概念考

"中国之治"是十九大以来理论回应中国治理实践的最新成果,具有特定的语境与含义。但仅从"中国之治"这个四字词语的提出来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在可考证的资料中,苏轼最早提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从而将"中国之治"与华夷论相连。此后,严复、康有为、鲁迅等人分别从不同立场使用了"中国之治"这个概念。根据"中国之治"的词源学意义与十九大以后"中国之治"在学术界"复兴"的具体历史背景,现实语境的"中国之治"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是中国之智,即中国式治理理念;二是中国之制,即中国式治理方略;三是中国之志,即中国式治理愿景。当然,对"中国之治"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界定。结合"中国之治"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语境,在使用与传播这一概念时需要把握好三对关系:分清"中国之治"的应然形态与实然形态,处理好作为工具的"中国之治"与作为目的的"中国之治"的关系,注意将"中国之治"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相结合。     

“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在西方,唱衰中国的论调从未停歇。在过去20多年,先后兴起三波所谓的"中国政治崩溃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社会崩溃论"。一波未平风又起,现在又有人炒作"中国金融崩溃论"。作者认为,在炒作"中国崩溃论"的人中,不排除某些外部势力想借中国经济陷于危险境地之际,否定中国前景,打击国内外社会的信心,加剧对中国的恐慌心理,进而达到"预期自我实现"的目的。     

“国家梦”与“个人梦”关系的历史考察及现代审视

中国历史上"国家梦"和"个人梦"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近代以来,"国家梦"与"个人梦"的关系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迁。唯有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阈和中国梦的视角,对"国家梦"和"个人梦"的关系予以现代审视,在此基础上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原因

正理解中国,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可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上,即"一国四方"。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一国"——"文明型国家"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有八个特征,即"四超""四特"。"四超"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     

邓小平与中国道路研究述评(2003—2013)

2003年至2013年这十年间,在邓小平的研究中,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视角,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等发展过程的一般概述性研究;邓小平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论述、关于"中国模式"的概念之争、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概念演变的研究;中国道路内涵、特征及与传统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比较的研究;邓小平与民族复兴理想、中国道路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的研究;中国道路中有关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文化价值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及邓小平晚年对中国道路思考的研究。中国道路的研究拓展了邓小平研究的领域,是邓小平研究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模式”确定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正在国际话语场,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存在误读与偏见,陷入"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怪圈之中。出现这一局面,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企图之外,不理解"中国模式"的特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中国模式"既有确定性的一面,也有开放性的一面,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中国模式"的确定性"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是指"中国模式"具有确定的内容、性质和品格。"中国模式"有自身独特的内容,不是漂浮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角、路径和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从建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着"中国问题"的视角,即"问题"的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的"问题";从建构路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遵循着两条路径:一是遵循从"中国实践"到"中国理论"的路径,一是遵循从"国外理论"到"中国理论"的路径;从建构原则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照着五个基本原则:整体性原则,现实性原则,真实性原则,人民性原则和本土性原则。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三重转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文化话语体系从方式到内容以及模式的转换。在话语方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需要实现从"革命文化"到"建设文化"的转换,这一转换是通过关注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实现的。在话语内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需要实现从"汉话西说"到"会说汉话"的转换,这一转换需要依靠文化的"中国创造"。在话语模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模式要实现"以经济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换,这一转换的实现必须立足于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服务中国人民,才能增强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     

十七大报告新提法、新表述

1、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在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还提出与之相配套的5条具体道路,即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3、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写入报告,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4、将"翻两番"的目标由"总量"变为"人均",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5、"生态文明"首次写入报告。6、在"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     

适当降速将让“中国速度”更令人信服

"7·23"动车事故之后,中国铁路不得不"刮骨疗伤"。经历了十余年"跨越式大发展"、以不断提速为标志的中国铁路第一次降速。对此,有人评论说"中国的高铁神话破灭了",有人说"曾经雄心勃勃的高铁计划面临夭折",还有人说"代表‘中国速度’的高铁降速了,中国也将降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若干关系辨析

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必须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等相关概念的内涵和边界,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前提性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期的考察与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学界以"党史事件"、"理论成果"、"传播—运用—检验"、"人物思想—历史实践"、"现代化"为研究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进行了不同的阶段划分。这些观点不同程度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视角。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期"还可以从"异质文化相融"和"整体性"视角进行划分,进而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文化特征和整体性。     

邓小平关于“中国模式”的重要思路

当前,学术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大部分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提法持肯定态度,并对其内涵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也有部分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提法持否定态度,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或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什么"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理路分析

国内外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论由来已久,持续不断,但莫衷一是。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模式"的解读最被期待,但方式必须正确。唯有按照中国自身的特殊发展逻辑进行理路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的理论升华,是中国的特殊发展制度和机制,实践证明,它是成功的。当然,"中国模式"尚需经受进一步的挑战和考验,并从中得以优化升级,方可日臻完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中国道路”探索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改革开放是"中国道路"之"中国"的特质所在。"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终极价值目标、产生基础以及具体层面相契合。物化意识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影响力的削弱,是"中国道路"面临挑战的价值原因。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建设,是从价值层面应对"中国道路"面临挑战的有效措施。     

论红色精神与中国梦的内在逻辑

红色精神与中国梦相生相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红色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理论与精神基础,实现中国梦内在地蕴含着红色精神的培育与弘扬。红色精神与实现中国梦"三个必须"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红色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国道路"之中,是"中国精神"闪耀光芒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力量"的强大凝聚剂。     

“中国之治”制度密码的三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作为"中国之治"的制度体系,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制度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就,蕴含着"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从"古代中国之治""近代中国之变"到"现代中国之治"历史演进的制度革命,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把握这三重逻辑,是揭示"中国之治"制度密码、增强制度自信的应有之义。     

“中国之路”与“北大荒之路”

正要谈"北大荒之路",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国之路"?其次再来认识"中国之路"与"北大荒之路"之间的关系。我把"北大荒之路"称之为"中国之路"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代表。我对"中国之路"含义的认识反映在《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我把它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这包括三个基本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即最     

“平安中国”:价值转换与体系建构——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的分析

"平安中国"是时代发展的新主题、社会治理的新课题、也是民众所普遍关注的新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凸显与应对,强化了"平安中国"建设的现实诉求,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揭示出"平安中国"建设的历史必然。平安中国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得以维护,社会和人成为安全的价值基点。在当下的安全治理方式转变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平安中国"的"大外交"、"大戍边"、"大民防"的体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