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道德与媒体伦理关系

政府管理与媒体传播都具有道德合理性。首先,政府(广义)是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承担者,是国家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各项政府权力的载体。政府管理作为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其工具性不可否认,而面对当前诸多的政治伦理失范现象,道德的匡正规导又使政府管理内在地包含着价值理性,政府管理道德因此而成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其次,媒体主要是指报刊图书、广播影视音像制品、互联网等物质媒介和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员。在媒体传播过程中,道德所表达的一定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都深深地渗透其中,媒体传播的各方面始终…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的内在关联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文章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分裂状况及其融合等方面分析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的密切联系,并探索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多维融合路径。     

论加强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加强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与制约,是由行政权的来源、目的,行政权的特点以及行政权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失衡、变异和低效决定的。行政权的运行必须符合合法原则、合理原则和合程序原则。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与制约的具体途径包括行政权的内部监督、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以及权利对权力的监督。     

试论引入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对我国的现实意义

行政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最经常接触到的国家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不变的一条经验”[1] 。因此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极为必要的。宪法的尊严 ,法制的统一 ,公民的权利都需要在监督行政权的基础上加以切实的保障。行政权的监督 ,按监督主体的不同可以粗略地划分为被监督行政机关以外的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被监督行政机关自身内部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司法机关对被监督行政机关行政权的监督三类。在以上三类监督机制中 ,后两类法治各国一般均有立法 ,制度也较为成熟。惟第一类———行政和司法之外的对行政权的监督机制 ,各国规…     

论军事行政权的规范化建设

军事行政权,是指军事行政主体为进行军事行政行为而依法负有的职责和权力,它是军事秩序得以稳固的基础和保障。军事行政权是军事权力系统中与军事实践关系最密切的权力,军事行政权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军事行政权作用下的军事实践是否规范,同时,也关系到对军事行政权的监督是否有效。     

论军事行政权的规范化建设

军事行政权,是指军事行政主体为进行军事行政行为而依法负有的职责和权力,它是军事秩序得以稳固的基础和保障.军事行政权是军事权力系统中与军事实践关系最密切的权力,军事行政权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军事行政权作用下的军事实践是否规范,同时,也关系到对军事行政权的监督是否有效.     

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整合的必要性

本文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辨析和高等教育目的为立足点,阐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况和问题,进而提出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的必要性.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是大学健康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依法行政：工具理性及其超越

在行政管理领域,由于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人们对“依法行政”的认识往往偏重于工具理性思维,而严重忽视了对它的价值追求。我们不否认工具理性对于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但也必须关注价值理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现价值理性的回归,坚持依法行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论完善对行政权的舆论监督

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舆论监督作为公众监督的一种,可以发挥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作用。从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有效开展政务公开舆论监督,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作用,是完善对行政权的舆论监督的必由之路。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价值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价值是基础性问题,但长期以来该问题没有有效解决.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蕴价值既包括工具理性,又含有价值理性.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言,学科价值理性的个体价值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学科的社会价值理性则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成内容与必要形式,不仅为社会描绘了理想图景,还是政治民主的组成部分.学科要求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具有不可动摇的基础.     

从西方民主冲击看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民主

西方民主冲击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西方的民主模式的确显示出较高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将其由特定国情决定的民主制度,以＂普世价值＂的形式对外输出。西方民主冲击的理性启示是,工具理性、形式正义确有其特殊优势,但必须与价值理性、实质正义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批判地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的角度看,在当前中国民主建设中,依法治国方略作为工具理性的具体体现,与中国民主的价值理性相互结合,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谈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法学中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又是行政管理中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如何正确把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核心,确保权力的行使既能实现权力设立的目的,又可避免权力行使的偏倚和滥用,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一探讨.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和特点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具有国家权力的一般属性,即国家意志性、规范性、特定性、强制性.但它又不同于其它的国家权力,它是国家行政权的组成部分,由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行政权权力主体行使权力时受法律拘束程度的不同,分为行政自由裁量权和行政羁束裁量     

社会管理中行政权的司法制约

行政权力应当随时接受司法权的审查与监督。因为行政权具有的物质利益性,增加了其被滥用的机率。行政权自身所承担的政治使命也驱使其容易主动滥用。维护法律制度保障的司法权,具有运行程序严格、法官遴选制度独特、审判独立等特征。必须确保司法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最终实现公平和正义。     

浅析行政程序法制化的现实意义

在行政权扩张的“行政国”时代 ,由于行政主体在实体上拥有极为广泛的权力 ,通过行政程序对行政权进行规范和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当代意蕴

传统伦理价值观中的"仁道"观念、道德理想和自然观念均蕴含着有益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因子。其"修身"为本和"德治"观念的价值理性均指向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王道"工具理性目的,体现了追求价值理性的"善"、"美"和工具理性的"真"的融合与统一,可为解决当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割和断裂发挥积极作用。     

侦查权权力属性热议之冷思考

我国学术界对侦查权权力属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它是属于司法权还是行政权或司法行政权。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因此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类方法只具有纯学术研究意义。以这种三权分类来划分侦查权,必须注意中国不同的国情和司法制度。侦查权力属性争议其实意义不大,我国当前更需要解决的是侦查权权力内容的法定、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制约与监督、侦查权行使中的人权保障和救济等问题。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表见代理制度:化解行政诉讼困难

在行政权急剧膨胀的当今,对行政权的防范与监督尤为关切。如果建立表见代理理论,可以防范行政机关授权委托的随意性,可以有效解决权力行使的责任归属,也有助于从外部对行政行为加以事后监督。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三种诠释理性

中国哲学史的诠释理性经历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工具与价值结合的三种类型。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以工具理性全面地诠释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则以价值理性解读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史理解为形上智慧。有鉴于仅以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相对不足，为消解知识与智慧的对立，冯契开创了以工具和价值相结合的理性诠释类型。冯契的创新性探索为中国哲学史的诠释方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分段监管转向行政权衡平监管——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构建

分段监管易产生行政权的碎片化,引致职能部门对监管权行使的掣肘与推诿。行政权衡平监管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有效的公共行政资源得以有效配置。在相互推诿与掣肘中无谓地耗损与抵消了权力的威慑力度与执行力度。＂多管＂与＂少管＂甚至＂不管＂业已成为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仍的根源。因为＂多管＂源自我国食品安全法分配的权力不均。不均衡的行政权结构诱发＂争权夺利＂的冲动。在权力争夺过程中必然损伤良性的行政权架构,导致低效率,甚至行政权运行限于停滞。美国、日本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行政执法体制反映了行政权衡平监督对食品安全的有用性,这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