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地区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完善——对台湾地区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借鉴

两岸地区在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规制上有很大的差别。台湾地区对食品安全犯罪刑事规制多出现在行政刑法《食品卫生管理法》中,而大陆地区的《食品安全法》基本上不涉及刑事制裁方式。大陆地区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仅设置了两个条文,给这类犯罪的处置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本文拟通过对台湾地区附属刑法立法方式的介绍,提出对大陆地区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     

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修正解析

《刑法修正案(八)》)以从严惩处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进行了修正,由此为司法实践依法严惩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结合修正内容,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构成要件问题以及食品安全犯罪的量刑问题加以解析,以利于促进修正后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适用。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司法现状的冷思考——以某基层法院4年来的刑事判决书为研究文本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4月28日通过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使入罪门槛进一步降低,使刑法的打击面进一步扩大。该解释对司法实践造成了重大影响,致使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案件数量陡然增高。刑法对于维护食品安全的作用是有限的,维护食品安全应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手段的作用。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盲目严打趋势必须得到有效遏制,使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回归理性。     

挪用公款罪的准确认定与立法改进争议

现行刑法对挪用公款的用款人、行为形式、数额限定的规定有某些遗漏与不协调之处，造成了定罪量刑中的一定混乱，需立法加以完善：即取消“用款人”限定，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擅自挪用公款的行为都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全面规定挪用公款的起刑数额，以使本罪与盗窃、诈骗等财产犯罪及本罪内各种行为形式达成协调、平衡。但在修改前的司法实务中仍应严格依现行刑法定罪量刑。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困境与应对——以114份刑事判决书为分析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后续配套出台的司法解释，对打击日益猖獗的新型网络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经济有序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实务经验分析发现，该罪在司法适用和刑法规制上，仍存在困境。通过节选114份相关刑事判决进行分析，引述个别判例裁判观点，总结造成上述困境的“致病因素”，即系“明知”过于认定主观、“帮助”情节标准差距、“上游”犯罪论证不足，上述“致病因素”最终致使该罪沦为网络犯罪的兜底处罚。要解决上述困境，应在锁定上述“致病因素”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直接措施改进该罪的司法适用条件；另一方面，考虑长远措施以完善该罪的刑法规制设置。以期在打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方面，实现“标本兼治”。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与处罚

目前，食品安全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发生一系列食品安全重大事件后，国家给予食品安全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最新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调整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入罪门槛。加大了对不法经营者的惩罚力度。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给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有必要认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罪的界限，加大罚金刑的适用，以此警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不法分子。     

我国食药犯罪刑法应对策略探讨

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严峻,一直以来我国刑法对于食品、药品犯罪采取重刑主义刑事政策,然而却未能发挥应有的遏制效果。这表明以法益侵害和责任主义为中心的刑法规制传统已不能对食品、药品犯罪全面、有效地遏制和预防。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对食品药品犯罪的规制,应扩大食品药品犯罪的外延涵盖,将帮助行为正犯化、增设持有型犯罪、完善食药监管渎职犯罪,这比单纯立法趋重更具现实意义。     

刍议食品安全犯罪刑法适用的若干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食品安全犯罪也日渐增多。因此,无论是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还是以惩治犯罪为目的,对相关犯罪在法律上进行准确的定性是必要的。《刑法》因其严厉的强制性和处罚性,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考虑其实际价值,对食品安全犯罪刑法适用问题的研究,都是必须且必要的。本篇文章在审视现行的食品安全刑法保护体系的同时,力求找到当前刑法规制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合理的改善意见,促进食品安全刑法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形式新论

从理论界对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的形式是否包括间接故意的争论分析，只能得出本罪犯罪故意是直接故意的结论；从刑法理论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分析，应将间接故意也作为本罪犯罪故意的一种形式。     

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缺陷与完善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使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用重典保护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检视食品安全的法理、法事,继续完善刑事立法,扩大食品犯罪圈,完成食品安全的行政法规与刑法的对接,是作为保障法的刑法对食品犯罪的理性选择。     

国外刑法典中食品安全犯罪的考察及启示

目前,食品安全犯罪问题可以说是刑法学界热议的焦点,在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典中,对它的犯罪性质、构成要件和刑罚结构观点各异。我国在今后的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修改工作中,应将其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以利于分则罪名分类的协调性和体系性,尽快纠正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过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相关规定,应进一步细化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对象与方式;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尽快研究制定食品安全犯罪的预防措施。     

论食品安全犯罪移送侦查立案程序的完善

中国人一直把食物视为崇高的＂天＂一样尊敬和重视,＂食物＂或者说是＂温饱问题＂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又起着载舟覆舟的重要作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势在必行。由于食品生产销售的特殊性,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案侦查多始于行政机关移送,而立案又被称为刑事诉讼的关口,是刑事诉讼活动开始的标志。要从根本上治理食品安全犯罪,必须明确食品安全行政执法程序与刑事侦查程序间的关系;将刑事程序优先原则落到实处;统一取证程序,提高立案侦查效率;完善立案监督程序,建立信息化网络平台。     

生命科技犯罪与现代刑事责任

生命科技犯罪是生命科技发展对现代刑事责任制度带来的一项重大挑战。面对生命科技犯罪的挑战，刑法应当设置生命科技犯罪并为其配设专门的刑事责任制度。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应当以风险预防为基本理念，并遵循犯罪经济分析的原理，并应当在追求罪名及责任具体化和明确化的同时，尽可能保留一定的限度和弹性，以便及时将那些新出现而尚未为刑法犯罪化的生命科技犯罪纳入刑法的规制视野。     

两岸刑事实体法差异对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影响及对策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是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法律框架。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成效不仅受两岸刑事程序法影响,而且受两岸刑事实体法影响。两岸刑事实体法律差异下的罪名差异、同质异罪、同罪异罚等问题已带来司法互助中的管辖争议、合作懈怠、法公平性的损害等负面作用,并有形成两岸"犯罪洼地"之趋势。应经由"合作范围"去罪名化、商定两岸互涉犯罪之管辖条款以及自由裁量下的刑罚趋近等对策和路径,减少两岸刑事实体法差异的负面影响,以提升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成效。     

受贿型渎职犯罪罪数的司法处断

目前,由于刑法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在立法上的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不利于司法机关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准确地定罪量刑。渎职行为与受贿行为之间并非牵连关系,两罪在犯罪构成上也非重合关系。对于渎职受贿罪应当以受贿罪和渎职罪数罪并罚论处,这种处断原则并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论犯罪被害人责任

犯罪被害人责任是一个尚未受到广泛关注和接受的概念,但是随着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社会互动理论、被害性理论等充分论证了犯罪被害人责任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世界上一些国家也通过立法肯定了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存在。认定犯罪被害人责任有助于强化广大潜在犯罪被害人的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有助于构建科学的犯罪预防模式,实现刑罚正义和社会正义。为了将犯罪被害人责任应用于实践,需要首先明确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判断标准,然后对犯罪被害人责任进行分类,最后通过立法、司法等环节建立我国的犯罪被害人责任追究制度。     

中外刑法上的背信犯罪研究

背信犯罪原是德日刑法中的一个概念。在我国的新刑法中 ,虽然没有设立普通背信罪 ,但却有特别的背信犯罪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现行刑法对背信犯罪的规定是采用一种列举的方式。这样一种方式虽然有其弊端 ,但却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彻底贯彻。不过 ,对于大量的发生在私营组织内部的相应背信行为 ,我国刑法由于没有相应的规定而显得无能为力 ,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列举的方式在刑法上增加一些具体的规定     

基因犯罪及其刑法对策研究

基因犯罪是指利用基因技术所实施的犯罪或者与基因技术滥用有关的其他一些犯罪的总称.不少国家的立法已经针对这类犯罪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防范基因犯罪的发生应当成为刑法的一项重要使命,我国刑法应对及防范基因犯罪的具体措施,一是增设"基因犯罪"这一类罪名;二是对于某些与基因技术滥用有关但却无需通过增设新罪名加以应对和防范的犯罪行为,可以直接依照现行刑法规定的某些具体犯罪加以定罪处刑.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