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及克服

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应对犯罪方案，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国家机关则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虽然刑事和解有助于恢复社会秩序，但是由于实践中它背离了刑法基本原则，因而应该用刑法报应正义对其加以限制。     

刑法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与解决路径

刑法司法解释或法外立法，或与刑法规范内容相冲突，或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因此，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溯求，转变旧有的刑法司法解释观，防止越权解释，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科学解释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试论刑法中的不确定性规定

重新修订后的新刑法并没有完全走出“类推”的阴影,许多条文中的“不确定性”规定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这又给刑事执法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本文试就新刑法中“不确定性”规定的弊端和原因作一些抛砖分析。     

应然论说与实然的评说－对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特色”透析与质疑

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中国特色有消极侧面,又有积极侧面,既蕴保价值,又蕴保护价值。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检讨入手,确证了罪刑法宝原则在机能和价值定位上的执一性;只能是限制机能和保障价值。并且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故而应予破弃,以还罪刑法定原则之本来面目。     

浅谈修订后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关于定罪量刑的一般准则。它是刑法特有的,并贯穿于全部刑法、能够体现刑法基本精神的原则,是刑法的核心和灵魂。修订后的刑法在条文中明确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中国古代刑法之罪刑法定探微

中国古代刑法有多处可以考证确实存在着罪刑法定,但古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尚未形成法律原则。以成文法为载体的古代罪刑法定思想,在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和礼刑并用体制的冲击下,未能取得显著的成就,而后被西方的罪刑法定思想所取代。后者成为我国现代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最主要根源。     

价值指引下的刑法解释——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在于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协调统一以及在此基础上人权保障之优先.由此决定刑法的解释应以合理性原则为基础性限定条件;以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为补充性限定条件.相应地刑法解释应采用限制解释、当然解释、扩大解释及作为价值补充的类推无罪解释方法.     

论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契合

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具有契合性,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排除残酷刑罚,明确刑法处罚范围和合理缩小犯罪成立范围。     

《刑法》基本原则的新解读

文章提出对现行刑法三个基本原则的确立,应以善的价值理念作引导。并对未来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应当确立的其他必要原则的应然性作出分析。     

对刑法司法解释标准的思考

刑法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的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法司法解释的标准,刑法理论界一直以来并不统一,有立法原意说、客观需要说与折中说三种,本文通过对各种标准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在我国建设法治国的今天,刑法司法解释应以立法原意说为标准,这样才能保障人权,真正贯彻罪刑法定的原则。     

论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规定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规定的不足制约了打击该类犯罪的力度。本文以刑罚法规正当原则和现实执法情况为视角,分析了受贿犯罪规定的缺失。并提出,在保留我国受贿罪立法中的合理因素的情况下,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香港、日本的法律为参考,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刑法,以完善受贿罪立法。     

行政刑法立法原则重构

我国刑法体系中的行政刑法规范数量众多,为了解决目前刑法典中的行政刑法、单行行政刑法以及附属行政刑法法规之间的诸多竞合和矛盾之处,单独设置行政刑法已经成为完善我国刑法的迫切需要。确立以行政刑法为核心的专门立法,应当采取行为本位主义的立法模式,坚持间接调整原则,采用直接设置独立罪名、法定刑和设置照应性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结构,设置特有的刑罚原则,实现行政刑法理念和行政犯罪司法体系的更新与创造。     

从国际《刑法》的角度看新疆及其周边地区毒品犯罪

新疆的毒品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疆的吸毒人员大量增加,跨国毒品交易量和关于毒品的案件成倍上升,阿富汗逐渐取代金三角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出货地。我国新疆地区紧邻阿富汗,是毒品运输和交易进入我国的主要通道,为此,我们应当对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的毒情加以分析,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控制和根治这里的毒品犯罪问题。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错位与矫正

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关于确保公安刑事执法公正准确的思考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公正执法的前提条件,科学证明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途径.公安机关是间接地通过各种证据材料来认定案件事实的,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刑事执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刑事诉讼证人作证义务探析

证人是重要的刑事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作证的义务,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证人不愿作证或拒绝作证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了案件事实的查明,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刑法观、犯罪观对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影响 ——兼论犯罪心理学与刑事科学体系的一致性

犯罪心理学是以犯罪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性学科,它不仅受到心理学和犯罪学基本观点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有关犯罪的规范--刑法学的影响.不同的刑法观和犯罪观使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对象、学科性质、方法论及原因理论因学者、学科而异,导致理论与实践出现一定的脱节.通过对刑法观、犯罪观对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影响进行梳理,使我们厘清了学科之间概念冲突、理念差距、措施疏漏和结果矛盾的根源,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刑事一体化"的构想,整合刑法的本体学科与经验学科,最终形成科学、合理、系统的刑事科学体系.     

社会正义与公安刑事执法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与公平正义密切相联的是法律，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公安刑事执法与社会正义相关，从严格执法、追求效率、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四个方面来看，社会正义对公安刑事执法有影响。     

浅议高利贷活动的刑法规制及犯罪侦查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银行紧缩银根双重影响,社会面资金供需矛盾突出,高利贷活动趁势抬头、发展蔓延,呈愈演愈烈之势,对职业高利贷经营者,运用刑法进行规制打击,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对此类案件的侦查应牢牢抓住非法从事金融业务即犯罪嫌疑人未经银行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这一主线,以犯罪嫌疑人向不特定的单位和个人发放贷款为切入点,以社会危害性为重要衡量标准,开展深入细致的侦查取证工作。     

两岸四地生命科技刑法比较研究

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生了生命科技犯罪现象。为此,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及澳门特区与祖国大陆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并以风险预防为理念进行了相关的刑法制度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生命科技犯罪的社会负面效应。我国大陆应当参考和借鉴台湾、香港及澳门地区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刑法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