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平衡的法理分析

面临突发公共事件,动用行政紧急权力,其中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的权力,甚至暂停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行为,似乎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但实际上这是政府为了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作的理性选择,是符合法治要求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化解危机因素,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根本上维护人权和基本权利。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与平衡——以《行政强制法》为视角的探讨

政府与公民是宪政框架下市场经济模式中最主要的博弈主体,因此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间关系的变更、边界的调整,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博弈过程。如何保证在冲突的语境中找寻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平衡进而实现正和博弈下的＂共赢＂,已成为行政法制建设的主流价值追求。2011年6月30日颁布的《行政强制法》把平衡行政强制权力与公民权利作为贯穿该法各项制度安排的一条主线,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既强化了对行政权力的限缩和控制,更关注了对公民权利的伸张和保护,初步实现了理性平衡二者关系的立法价值追求。     

平衡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法治解析

深入探讨中国行政由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的平衡模式转变,需要进行法治解析,即从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制度操作三个层面,研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宪法和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角度,论证限制政府权力和利用政府权能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问题;从行政权运行的三种模式——控权模式、管理模式、平衡模式入手,比较它们之间的形态和特质。     

论强制拆迁中“权力”和“权利”的纠结与和谐

为减少房屋拆迁中政府和个人的冲突,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确保拆迁政策到位,做到拆迁补偿公平,房屋拆迁中禁止单纯的盈利行为,建立多方竞标机制,从而达到两者的和谐。     

论权利与权力

权利和权力是法律上的一对基本范畴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有很多学者作过论述。在我国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时候 ,如何认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从而更好地制约权力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 ,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以行政许可法制度为视角的探讨

在宪政框架下,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希望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在考量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时,既要基于公民权利至上的逻辑起点,也要正视现代行政权力扩张的基本事实。新近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对权力(利)框架进行重构,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这一对应层面对权力(利)关系进行诠释,取得瞩目的突破。在宪法保护人权和保护私产的思想指引下,只有在“公民私域权利自由”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民公域权利自主”的积极功能,才能真正实现公民权利至上和人身彻底解放的终SE目标。     

权利，你为何向权力“下跪”——下跪事件的一种解读

现代语境下,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为更好地保障自身权利而对政府进行权力授权。我国最近发生的几起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向政府下跪的事件,却反映了我国某些地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异化。究其原因,政府权力生发和运行的委托代理机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人性因素、权力本身的特性乃至我国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都制造了政府权力异化的空间。矫正政府权力的异化,使公民维护权益不必“下跪”,就应针对上述因素作出相应努力。     

司法的角色——再思“北京二商集团诉对外经贸部”案

如何在个案中实现公正,将立法的倾向灵活及时地适用于私人与行政权力发生冲突的领域里,这就有赖于司法机构在个案的实践中裁定纷争、配置权利,从而实现对公共福利、弱势群体、私人权利的保护。司法的裁决可以起到监控行政权力的积极作用,司法尽可能地促使行政权的行使纳入法治轨道约束内,减少其运行的不确定性,以促使其走上规范化、公开化的道路。鉴于中国司法的国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微妙关系,在审理案件中掣肘的因素复杂多变,因此,欲实现理想中的司法独立审判,以及对行政权的制衡,还需相关各方的更多努力。     

论我国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及完善途径

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作为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基本范畴,是法制国家和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并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之一。面对现有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及社会协调运行机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在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使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向前发展,进而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     

宪政时代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

宪政时代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或宪法之治,实施宪政制度是法治的最高境界。为实施宪政制度,必须进一步对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以及人治与法治等问题深入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具体实践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诉讼权利的关系与平衡

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力对于国家追究和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定意义重大。诉讼权利是涉讼公民尤其是被追诉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中是刑事程序科学化、民主化、文明化的重要标志。本文在考察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诉讼权利各自特征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并指出我国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平衡二者的根本途径在于严格防范司法权力的滥用和大力加强对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保障。     

公共政策:我国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文章仅从公共政策角度,揭示政府与公民、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提出公共政策应当具有合宪性。通过培育完善而成熟的市场经济,造就具有良好品质的公民。设计政府与公民真诚对话、信息公开、正当程序、公益诉讼等制度,从而制定出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合理合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政策,这将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条路径。     

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回溯与反思

高校作为一种典型的学术组织,以知识为基础进行运作.高校学术权力是高校内在逻辑的客观要求.同时,作为社会组织,高校又发展了它的科层性.随着高校组织的发展,高校组织也日益趋向于科层制,因而行政权力是高校组织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主导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后,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结构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研究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对于高校的运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高校内部的管理模式发展历程、相关成就,并通过反思对未来高校内部的管理模式的走向做了展望.     

议员的权利与权力

议员的物质保障权、参会权、身体免捕权、言论免责权是议员的"权利"而不是"权力",其内容直接指向议员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但它们只是一种"准权利".议员的质询权、调查权、提案权、提名权、表决权、罢免权、批评建议权是"权力"而不是"权利".议会的权力不是每个成员权利的集合体而是每个成员权力的集合体,议会作为一个整体行使的是权力,但其中每个成员所行使的是权力的一部分,因此议员的权力也是一种"准权力".     

论依法行政的思想基础——正确认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统一关系

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权力本位思想流毒不仅是残存,而且深深植根于许多行政执法人员思想意识中,使得对权力的崇拜和滥用及对公民权利的极端忽视成为依法行政推进过程中最大的、最根本的障碍.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在较浅层面上来探讨依法行政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依法行政的深入推进理清思路,以此作为思想和理论上的保障,为依法行政的体制化、制度化建立前提.     

和谐社会要求权力与权利和谐

和谐社会要求权力与权利和谐,为此必须准确把握权力和权利的关系:(1)权力源于权利;(2)权利应制约权力。     

对行政裁决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居间裁决民事纠纷的行为.行政裁决程序属准司法程序,而现代政府机构是按照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权原则架构的,行政机关行使民事争议的裁决权有混淆侵权原则之嫌,为在理论上能够自圆,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权的国家都是以承认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为前提的,即让法院对行政裁决拥有司法审查权,确保最终的权力分立.     

试论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影响与制约

学术权力曾一度被诸多专家、学者所批评,并顺便为共赠予了“两顶两权式帽子”,这就是“学术霸权”和“学术滥权”。本文拟透过诸如此类的现象,究其根源,追其症结与实质,提出一些解决这一问题的商榷思路。     

论高校行政权力的演变——纵向维度的分析

我国高校行使的教育管理权是一种行政权力。从权力演变来看,高校行政权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高校与考生的法律关系时期;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时期：高校与毕业生的关系时期。高校行政权肇始于报考者报考。止步于学生毕业。在不同时期,高校行政权的作用对象、范围和内容不同。高校行政权的变化可用学生身份演变表征之：报考者一考生一学生一毕业生。高校行政权的行使应保持克制,不能突破权力的疆域。当高校权力行为影响到相对人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时,应将这种权力行为置于司法审查之下。     

权力来自权利的转让

有些权利不可转让;有些权利可以转让,但转让后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可能“产生”权力,但此权力是“构建”而并非“转让”的;有些权利的行使“启动”了权力,但并没有转让权利给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产生了权力的载体,但并未产生权力本身。因此权力不是来自权利的转让,而是来自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如部分国家权力、社会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如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权力、国家机关权力彼此之间的转让,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宪法权力也不是来自宪法权利,而是来自私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