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犯罪被害人被害性分析与个体被害预防

从刑事被害人学的角度而言,绑架犯罪与被害人的主观性特征息息相关。只有减少被害人的被害易感性、被害诱发性、被害受容性,才能做到绑架犯罪个体被害的有效预防。     

行政犯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律救济

行政犯只有保护客体而没有行为客体的说法，实质上是否定在行政犯中存在被害人，也就否定了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可能性。行政犯的具体情形中可能存在被害人，而且行政犯中的被害人自有其特殊性，新型的诉讼权利主体形态或许能够成为消解刑法对公共法益与个体法益保护之拗别之处。     

被害人承诺对生命权之例外研究

被害人承诺作为一种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源于现代刑法对个体意志自由的尊重；但被害人承诺的范围并非任意，对生命权的承诺就是一个例外。这归因于自由的真谛是做法律许可的事情，逾越了法律的藩篱，个体就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生命权是享有自由的载体，对其放弃的承诺是毁灭自由权主体本身，因而刑法禁止被害人对其生命权的承诺。生命权体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具有不可让渡性；但基于尊重生命尊严和保障生命质量的目的，安乐死或许是被害人承诺对生命权例外之例外。     

伤害犯罪及其被害问题研究——以宁波为例

伤害犯罪是一种常见多发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稳定的暴力犯罪,是犯罪预防和控制的重点之一,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传统的犯罪学研究侧重于犯罪人,而忽视了对其对立面——被害人的研究。事实上,伤害犯罪与被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割离,有时甚至互为因果。因而要有效预防控制伤害犯罪,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需要探讨伤害犯罪及其被害人的特征,在了解伤害犯罪被害人过错及被害性的类型、特征的基础上,从社会、社区、个体三个层面构建被害预防体系。     

侦查辨认在信号检测论指导下的应用

辨认作为一项侦查措施在中外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但由于证人或被害人错误辨认导致的冤假错案也较为普遍.信号检测论的研究表明,在侦查辨认过程中证人或被害人的辨认存在两个部分:对信号的感知即“辨别力”和对信号的判断即“反应偏向”.辨别力受个体自身的生理指标影响,相对较为固定,而反应偏向则受个体的利害分析、动机、态度、意志、外界刺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会造成辨认结果的巨大差异.研究表明,通过增加信号刺激出现的概率、预测被试的感知力和决策标准的最优化来调整辨认结果.     

新时期我国个体反社会性犯罪的预防对策

个体反社会性犯罪对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寻找预防之策具有现实的社会需求。影响个体实施反社会性犯罪的因素有：犯罪人因素、被害人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犯罪空间因素以及犯罪行为方式和工具。预防此类犯罪应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入手。其中宏观预防包括社会预防、治安预防和刑罚预防，微观预防包括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区预防和个体预防。     

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依据——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基于制度的功能定位,不具有主体参与地位的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保障存在制度性难题,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的权利是解决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出路所在。赋予被害人该权利是否具有法理依据值得探讨,这关乎被害人权利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被害人诉权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前提,权力制约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必要性的理论依据,被害人人权保障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思想基础,纠纷解决诉讼目的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导引,刑罚个别化思想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实体法理论依据。     

论被害人身份对罪责的影响

以被害人学为视野,从刑事被害人这一角度出发,把握被害人身份这一关键词,软化以犯罪人为中心的量刑论,适当突出被害人身份的独立量刑价值。重点探讨被害人身份对责任刑和预防刑的影响以及被害人分担责任的独立性,还原被害人身份应有的量刑主体性。     

刑事被害人代表人的产生与制约机制——以刑事诉权为理论支点

被害人在人数众多时可以推选被害人代表人参加庭审以提升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存在被害人代表人授权不明、与所代表被害人意见冲突等问题,应当从学理上分析相关成因。通过引入刑事诉权理论,推导出被害人可有限处分诉权,为被害人代表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被害人代表人应当首先由被害人自行推选产生,并由被害人向代表人以明示的方式授权,在协商不定时由司法机关作为兜底参与协商指定。通过事前对授权范围的限制、事中对被害人代表人的监督和事后被害人代表退出机制的设置,可以有效保障被代表被害人的利益,应对实践问题。     

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的启示

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在刑事被害人权利复兴的时代得到发展，提交该陈述成为被害人在量刑阶段的一项权利。美国的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即是英美法系中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的典型，联邦和州的立法均赋予被害人递交被害人影响陈述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也确认了其合法性。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刑事被害人对于量刑的利益表达机制，应当借鉴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构建刑事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自由"之"创造性"使"精神""开创"自己的"世界","精神"在这个世界中"保持"并"发现"自己,亦即在"必然"的世界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在"精神""回归自由"的道路上,须得"克服"、"扬弃"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两个极端倾向。由"怀疑主义"导向"斯多亚主义"乃是"精神""贫困"之路,"哲学"应指出"精神""致富"之路。"精神"不仅有能力"外化-异化",同时也有能力"内化-己化"。"精神"携带自己创造的财富回到自身,乃是"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存在的价值内涵

存在的现实形态既关联“是什么”,又涉及“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真实的品格。     

从体制改革到机制调整:“大部门体制”深度推进的应然逻辑

"大部门体制"旨在解决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长期困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政府顽疾。但是,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大部门体制"的深入推进时常面临着部际冲突内部化等问题的阻碍。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部门体制"过分关注"体制改革",导致"机制调整"的滞后。在政府施政实践中,执行机制缺位、部际协调机制缺失、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都是"机制调整"滞后的主要表现。因此,需要将"机制调整"作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促进部际整合由"职能整合"转向"流程再造",推动政务公开,加强社会监督,积极建构部门间的"伙伴关系"。     

正确认识"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辩证关系

“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确认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辩证统一关系,就要把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发展过程的“长期性”统一起来;就要把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与它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统一起来;就要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历史结局的“趋向性”统一起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执政的自觉理性标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是我党执政的自觉理性发展成果,突出表现了我党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从"革命思维"向"执政思维"的转变;在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上,实现从"一元化"向"职能化"的转变;在领导方法上,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因此,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上顺应时代发展的正确选择,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的正确选择.     

极权主义何以是一种伦理的“恶”——与齐泽克一起聆听“极权主义的笑声”

齐泽克对"种族屠杀"和"假审判"的分析表明,极权主义的"伦理之恶"总是披戴着不容争辩的"道德命令"。从拉康后精神分析的微言大义看,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不可能性的实在界"隐蔽着的意识形态缝合点上的悖论,即伦理的"不道德"。齐泽克-拉康的"第四种伦理"预设了一种"驱动力的伦理"和一种"后革命"的妥协立场,它并不提供斩杀极权主义"巨龙"的"屠龙刀",其孜孜以求的"极权主义笑声"更类似于一种"翻墙术":既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避开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陷阱,那么,至为重要的乃是,通过保持欲望的鲜活和永不放弃的对他者欲望的抵抗,翻过极权主义的"围墙"。     

马克思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谈起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称马克思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认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是他一生中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1、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2、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一般认为,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被视之为"哲学",认为马克思是"哲学家";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被视之为"科学",认为马克思是"科学家"。部分学者一方面质疑"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而力图论证其为"科学",另一方面又质疑"剩余价值"的"科学"性而力图论证其为"哲学"。这样,由"两大发现"而构成的"哲学家"与"科学家"的马克思,似乎又模糊了他的"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双重身份。通过正确地分析《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和马克思的部分理论作品,我们只能说,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     

论警察在职培训观的转变

警察在职培训中应实现几个培训理念的转变:从"信息"传递转向"技能"提升,从注重"补短"培训转为注重"扬长"培训,从单纯"知识"学习转为"知行合一",从注重"部门发展"需要转为既考虑部门发展需要又满足学员自我实现需要。只有以此为出发点创新培训思维,才能推动警察在职培训工作的持续、科学发展。     

窝藏、包庇罪客观行为辨析

刑法理论界对现行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客观行为存在不同理解。司法实践中应对现行立法进行解释,对＂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作假证明包庇＂作正确理解,准确区分本罪客观行为与相关行为的界限。     

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

近年来,在“学习型组织”理念滥觞的话语背景下,“学习型政府”也成为流行一时的新概念。相对于“长官意志”和“论资排辈”而言,“学习型政府”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学习型政府”仍存在着被动学习、目标不明、学用脱离、成本高昂等局限性。为了提高各级政府的科学管理水平和政策驾驭能力,政府管理在理念上需要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并通过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决策咨询机制、建立政府与学者互动机制,建构具有前瞻性思维和追求卓越境界的政府运行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