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式辩论原则与法官释明权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对策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分别表现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模式更多地体现对抗辩论，而职权主义模式要求法官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行使释明权。对抗式辩论原则的实现与法官行使释明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对此，应加强律师代理民事诉讼纠纷，限制法官行使释明权的范围，使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实现对抗式辩论原则与法官释明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构建

科学、合理的法官遴选程序是选出高素质法官的保障,对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正义具有重要意义。现行法官遴选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法官遴选地方化,各级法院在法官遴选上"各自为政";遴选标准模糊化,四级法院法官任职资格无实质差异;遴选程序公务员化,未确立科学的法官遴选程序。其原因在于:法院地方化倾向突出,司法权依附地方权力;法官管理行政化,人事行政程序复杂;法官员额制度未获落实,逐级遴选缺乏制度支撑。构建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建立健全符合法官逐级遴选制度内在要求的配套制度,科学设计法官任职资格、考评方式,严格规范法官逐级遴选程序。     

我国公民迁徙权宪法保障制度的构建

公民迁徙权的宪法保障问题一直是宪法学界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而具体如何保障公民迁徙权,在理论上缺乏系统的构建,这正是修改宪法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充分认识构建我国公民迁徙权宪法保障制度的现实必要性的基础上,认真解读公民迁徙权的应有价值内涵,在此指引下构建一套系统化的我国公民迁徙权宪法保障制度,即确立保护条款(包括赋予公民迁徒权应有的宪法地位、复归公民迁徒权的应有位置和构建公民迁徒权的基本框架)和确立限制条款,以利于完善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和法治国家的建设。     

我国的法官独立及其前提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只有独立的法官,才能够根据自由心证、理智、良知、道德来审判。法官独立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司法独立在司法方面的价值。没有法官独立,就不能实现司法程序的自治性、合理性、参与性。法官是否具备高水平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是法官能否独立的前提。我国应当改革现行的法官任选制度,建立科学的法官遴选、培训、见习制度,从源头上确保新入者的高素质,应当淘汰现行法官队伍中的低素质者,对在职法官进行分流。     

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探索

通过分析我国法官制度存在的弊端及其对公正司法的影响,提出了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构想,旨在通过改革,以加快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步伐。     

构建我国采光权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法律对采光权的规定,存在许多空白,给此类纠纷的解决带来诸多不便。《物权法(草案)》的相关规定也过于简单,难以真正指导司法个案的处理。从理论上对我国采光权制度的构建进行探讨,并且认为采光权是具有基本人权性质的相邻权,是法定权利,是附属性物权。采光权侵害的构成无须侵害人有过错,即无论侵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应获的日光照射利益受损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采光权侵害即构成。     

试论法官的多重角色冲突及其解决

理论上来说,作为国家授权享有审判权的法官应该严格依照法律履行自己的审判职责,但很多时候,现实情况使得法官并不能超然其外而依法判案,这主要因为法官须扮演多重角色使然。除了自身的职业角色外,法官们还须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个人,法官有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好恶,这些因素都必然潜在地影响他们的思维,使得他们在判案时会有多重的考虑。本文试探讨法官在扮演多重角色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解决这一的问题途径。     

个案举证释明问题探讨

个案举证释明面临举证指导不足、举证责任分配不清、临时心证公开不足等困境。举证释明应植根于诉讼流程,在举证指导、举证责任分配释明、临时心证公开方面展开。举证指导应注重对举证释明的基本规则进行阐明,对当事人有歧义的证据予以澄清。举证责任分配应区分主客观举证责任,根据心证随时调整主观举证责任,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释明客观证明责任。公开临时心证时,释明心证结论使待证事实和争点明确、公开对证据证明力及间接事实推定情况使证据评价明确化,在法官中立原则与当事人提出责任原则限度内逐步公开心证,以防裁判突袭。     

我国法官制度的演变及存在的弊端

法官是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决者,他们能否公正地适用法律(实体法和程序法),直接决定着司法公正能否实现。随着21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转型,创立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我国法官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已经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需要。     

论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司法的压力以及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日俱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地进行司法改革,此时,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简易、便捷、低廉的新型程序应运而生。在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并未在立法上予以规定,但2011年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小额诉讼程序作了专门的规定,将该程序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试论当前我国和谐婚姻家庭的构建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当前我国婚姻家庭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产生了影响婚姻家庭和谐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构建我国和谐家庭,必须填补和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加强执法力度遏制司法腐败,增强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移风易俗、优化婚姻观念和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从而保障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效推进。     

试论我国技术创新融资体系的构建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能否及时获得足够的资金是极为关键的因素。目前,资金不足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因素。针对创新融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应注重抓好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融资体系构建。     

试论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自由迁徙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权利的缺位是造成中国城乡分割二元社会的根源。因此,在宪法上确立“自由迁徙权”是现代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且是当前解决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待遇的关键。     

法官郑氏家族简考

在唐代,除医官家族、天文历法家族外,还存在法官家族。法官家族是指在一个家族内有父子两代或祖孙三代都担任法官。在中央主要指大理寺官员和刑部官员,在地方主要指司法(法曹)参军。以《旧唐书》所载《郑余庆传》为资料,将郑氏家族放置于法官系统中,以家族传承的视角来对其进行研究,分析了所见郑氏法官出身和知识构成,发现其家族以进士出身为主,大多精通儒学,并在任官经历上有相当的相似性。     

实现法官员额制的法理思考

实行法官员额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真正的法官职业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精英化。以往的法官助理试点工作很难为现在的法官员额制改革提供借鉴,法官员额制必须在一些基础问题上取得共识和突破,才能真正实现法官的职业化。     

略论我国公务员的检举权

公务员拥有三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法律身份、公务员法律身份、公务人法律身份,因此就有三种检举权的可能.一名公务员作为公务员法律身份、公务人法律身份,他不享有检举权,而作为公民法律身份则享有此权利,且这一权利受到三重法律身份义务的限制.     

最高法院颁布法官惩戒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6月20日颁布了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为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和廉政建设而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     

试论我国民事撤诉制度的完善

撤诉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制度之一,但我国现行立法对民事撤诉制度规定得非常粗略、零散、操作性不强,甚至违背最基本的诉讼原则。拟从法理和立法角度分析其缺陷,并结合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的需要,从诉讼设计理念和立法构想两个方面提出完善民事撤诉制度的几点建议。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法官角色冲突

本文从基层法院与地方政府、基层法官与法院组织之间的关系人手,用案例和模型剖析了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所引发的制度失灵等问题.由于当事人的运作,使得公检法系统、律师、相关领导都成为影响案件结果的重要人物,法官反而可有可无,扮演着傀儡角色;尽管如此,法官并没有选择一味妥协和顺从,一直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抗争,试图对案件接近正义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