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物权遭遇公共利益——兼论对私有产权的合理保护

政府常常以公共利益为名,征收征用公民一方的私有财产,但是往往难以给予被征收征用方以合理补偿,从而引发政府与公民双方的对立。本文分析指出清晰界分公共利益一词,同时完善法律救济途径是解决目前这一普遍困局、更好保护私有产权的有效方法。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保护

一、我国关于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的立法规定(一)我国宪法中关于土地征用与房屋拆迁的立法规定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和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样的规定使得因土地被征收而失地的农民和因土地被征用而失去使用权的原土地使用权的拥有者因土地被征收或征用而受到的损失在宪法层面得到保护。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这些规定都表明,公民具有合法的房屋所有权的房屋,作为私有财产受宪法保护…     

我国宪法税收条款刍议

尽管我国2004年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在宪法文本中增加“国家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条文，试图在宪法中确立财产权保护原则，并对侵犯财产权征收和征用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但其全然没有通盘考虑财产权保障的制度设计，宪法文本中缺少对税收权力制约的规范，成为财产权保障之公然缺口。     

“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美国公用征收条款的宪法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经过修正后的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0条第3款);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条)。征收或征用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因此,公共利益的界定至关重要。以美国的经验     

论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公民私有财产权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及附属物所有权、预期收益权和其他相关权利。公民的上述财产权能否得到全面合理的补偿,是确保城市房屋拆迁平稳实施的关键因素。而现行拆迁立法没有区分商业拆迁与公共利益拆迁,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宪法》有关公民财产权保护的条款及征收征用条款。目前,备受关注并引起广泛争议的新拆迁条例,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但在各方利益的博奕过程中,改法阻力依然很大。目前很多地方仍在大规模实施强制拆迁行为,由此引发的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问题仍极为突出。     

论我国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

改革开放促进我国公民私有财产大量增加并向多元化发展,因此,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些规定有利于保护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但是,回顾我国私有财产宪法地位的演变,发现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应当把私有财产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来规定,完善宪法规范,加强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     

浅论宪法专章以外公民权利的规定

《宪法》第二章专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其它章也有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包括: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权,公民私有财产被征收或者征用获得补偿权等方面权利。这些权利学习研究时常容易被忽视,对宪法其它章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应重视学习研究,它们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机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构架下征收征用制度之整合--关于建构我国公益收用制度的行政法学思考

征收征用是现代行政的重要手段 ,但我国现行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建构尚存在诸多欠缺。公益收用作为公益征收、公益征用以及公益限制的上位概念 ,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于公共利益之目的 ,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处有偿或无偿取得财产权的行为。建构我国的公益收用制度 ,应当正确处理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确立公益收用的正当程序 ,并完善相应的补偿制度。     

房屋拆迁补偿与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房屋拆迁是对公民重大财产的剥夺,不仅涉及到公民财产所有权等民事权利的保护,更涉及到公民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我国宪法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制度性的不足,是导致房屋拆迁实践中种种问题的渊薮。尤其是此次修宪对“公共利益”的定义,和对征收、征用私有财产的补偿原则的缺失,使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原则在宪法层面上缺乏依据。在房屋拆迁方面,上述不足将公民房屋拆迁及其补偿造成至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严格规制公共利益和公平补偿应当是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原则,也应当是房屋拆迁补偿中的核心原则。其中,拆迁补偿方式中, 原址产权调换在体现公平补偿原则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以原址产权调换为原则,来确定拆迁补偿方式或金额,并以此为房屋产权人户提供多种安置补偿方式,是当前解决拆迁纠纷的现实之举。     

对“北京机动车限行令”的宪法学思考

北京市有关部门发布的交通＂限行令＂不仅在实体上侵害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而且在程序上违法。私有财产权保护在2004年被写入宪法,宪法要划分好私有财产权和公共利益的界限,使私益和公益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此外,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要注重加强程序法制的建设,完善在征收、征用方面的补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把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落到实处。     

PPP模式下政府的角色定位——兼论担保行政法学模式的兴起

PPP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共担风险、合力达成公共任务的创新模式。在PPP模式下政府不再承担公共任务的履行责任,转而承担国家担保责任。政府承担国家担保责任,使得政府的角色从公法上的公共任务的“履行者”转变为“担保者”和“合作者”。政府角色和职能的重大转变导致传统行政法学模式转向担保行政法学模式。担保行政法学模式是以国家担保责...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优化

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都会引起人们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思考。在新冠疫情防控实践中,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为依法防控提供重要保障,但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如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式缺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短缺,常态化防控法律法规缺失,法律修改和实施机制不健全等。在科学防疫与法治助力的良性互动中,部分凸显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弥补和修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但与以往疫情相比,新冠疫情呈现出高复杂性、长期性、未知性等新特点,既有的法治治理模式不足以应对,必须构建更为强大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丰富和发展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内涵,强化紧急时期和疫情常态化阶段法治建设,构建完善的法律修改和执行机制,进一步全面优化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     

机关运行保障立法的意义、原则和任务

机关运行保障涉及财政预算、公物管理、政府采购等一系列制度。推进机关运行保障立法有利于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现机关运行保障法治化;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实现机关运行保障的现代化;有利于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实现机关运行保障规范化;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国有财产法律规则的澄清。机关运行保障应当坚持依法行政、精简效能、厉行节约、公开透明等基本原则,妥善设定立法调整范围,明确机关运行保障工作的管理体制,重点规范机关运行保障中行政公物的设置与利用,完善机关运行保障社会化供给的相关制度安排,确立机关运行保障的监督机制。     

立法调整、执法改革抑或公众参与?——突破摊贩管理暴力困境的核心思路辨析

摊贩管理的暴力困境是行政处罚权体制改革的副产品,其主要症结在于监督城管的机制缺陷、制度与民俗相冲突两个方面。对比化解困境的三类核心思路:立法调整,需要协调多方利益、时间成本高、无力解决执行难;执法改革,缺乏监督机制与公信力、成效欠佳;公众参与,着眼于强化制约城管权力、引导社会舆论转向,是突破摊贩管理暴力困境的理性选择。然而,公众参与存在被虚置的风险,因此,需要确立契约关系、全程监督等四项保障原则。     

法治维度下基层维稳机制理性建构的路径探析简

法治是实现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理性建构的制度保障.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公正司法等法治维度下的基层维稳机制应成为其理性运行的内在制度逻辑.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基础看,法治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维稳能力;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条件看,法治有利于有效引导公众的维权行为;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保障看,法治有利于有效约束基层政府的维稳权力.     

论习惯法的诞生

习惯法的诞生，并不需要经过国家的承认。禁止性的习惯法，源于人的恐惧心理；允许性的习惯法，源于人的模仿本能。除此之外，血缘关系构成了习惯法诞生的外在背景，群体利益构成了习惯法诞生的内在动力，舆论毁誉构成了习惯法诞生之后的保障机制。以习惯法的诞生机制作为基础，还可以就习惯法与习惯、道德、制定法、原始法等相关概念的关系做出初步的辨析。     

突发事件背景下预算法应急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在应对突发事件而组织、调配、动用公共资源的过程中,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财政应急实践又是透过预算法上的一系列应急机制进一步展示其行动轨迹的,能否在预算层面提升公共资源的统筹规划与管理利用水平成为审视国家应急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准。然而,分析预算法上的相关应急机制安排,发现其适用范围过于局限于紧急处置阶段,缺乏风险预防的制度化考量;当风险转变为现实危机时,应急机制又过于注重资金保障,忽视预算法内在的行为约束要求;进一步到恢复重建阶段,预算法应急机制还面临与预算法之外的其他风险应对专门立法的关系调适,以克服支出法定化及预算僵化的困扰。整体观之,预算法提供的应急机制远未适应风险社会突发事件应对的实践需求,与其支撑国家应急治理体系建设的应有定位存在明显差距。基于此,有必要面向风险预防需求扩展预算法应急机制的适用范围,区分不同阶段、不同类型预算法应急机制的保障与约束需求,协调预算法与其他风险应对专门立法的关系,使预算法真正承载突发事件的应对重任。     

清除腐败赖品德———兼论法律作用的有限性

腐败有掌权者腐败和机构腐败之分。掌权者腐败具有“行为的个别性”和“明显的不合理性”的特点。机构腐败也有两个显著特点：（1）它是机关行为或一定权力系统的行为,没有具体的责任人;（2）它的不合理性不十分明显,人们对它常常不能形成稳定一致的是非评价。由于腐败与执法的同源性、权力的不受惩罚性、反腐败的法令只能由不腐败的权力创制等原因,对腐败无法像对其他犯罪那样通过严格执法来实现治理目标。在民主政治下,根治腐败的根本出路是贯彻品德原则,建立对官员的品德评价系统。品德评价系统是依据品德标准对公职人员实施辞退、罢免、撤换的政治评价系统。这个系统由执法权自洁系统、监督系统和以公众为力量源泉的基础系统等构成。     

我国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问责法治化不等于问责制度化,问责制度化是问责法治化的一种表象。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实施的行政法保障探讨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的依法行使就是要做到有法良法可依和保证现有法律的全面落实。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正确、合法、及时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以全面贯彻实施的关键。强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实施的保障机制，就是要保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的充分合法行使和实现，以及维护自治权利不受侵犯。在行政审查中导入公益性审查模式的行政复议制度。不仅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