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之衔接

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就行政主体对行政利害关系人之责任而言,行政诉讼是一种重要的行政问责机制。在行政诉讼承载着监督行政主体及其人员依法行政之功能的前提下,行政诉讼又是人民法院及其司法人员发现行政公务人员违反政纪或法律并依法移送行政问责案件从而启动行政问责程序的重要渠道。《行政诉讼法》第56条就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的衔接问题有所涉及,但存在诸多欠缺,有待通过构建相关的配套制度加以落实和完善。     

行政法的潮涨潮落

理论学派的法律是一个在认知上并不可靠的领域。它所采用的方法和视角已经受到当下政治和观念的冲击,并且因缺乏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而显得摇摆不定。在本文中,我将阐述这一看似荒谬的结论,即:随着学术界与司法界不断改变对行政法形态和价值的塑造,法律将通过不断的去法化和日趋经     

行政协议的识别与边界

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生效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法官倾向于通过行政职责要素对行政协议的边界进行扩张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法官则倾向于基于行政职权要素对其边界进行缩限解释。造成双方分歧的原因,乃根植于我国宪法中保障公共利益与尊重私人权益两者价值之间的内在张力。化解双方的分歧,需要引入比例原则,即只有当行政职责足够重要时行政主体才可适用行政协议制度,若通过民事合同便能确保行政职责的实现,则显然不必认定行政协议;与此同时,为了避免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民事庭法官亦需要尊重法定的有名行政协议之范围,为诉讼当事人提供相对确定的管辖指引。     

浅析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行政问责制作为现代政府强化责任与改善管理的一种制度创新,蕴涵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理论价值.但是,在我国政治领域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对行政问责制内涵认识的模糊性以及对其理论基础理解的主观随意性,致使一些原本致力于建设责任政府的政策安排反而偏离了行政问责制的内在诉求.因此,要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就必须深刻理解行政问责制的丰富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近年来,中央党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一些官员被问责,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事项范围、程序与方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强化异体问责主体,明确行政问责对象,拓宽行政问责事项范围,健全行政问责程序规则,严格采用准确、恰当的责任追究与承担方式,以期推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     

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官员向社会公众和民意机关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事由狭窄、对象不清、主体越位与缺位并存,责任不明、落实不力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明确行政问责制的要素构造与运行机制,加强人大的问责职能,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公开、新闻监督等配套制度,同时要壮大第三部门,强化社会监督。     

试论行政问责制的伦理价值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一个伦理课题,有着深厚的伦理价值：内含主权在民和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内含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能克服经济人＂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强调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的一致性,是政府实现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全面推进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在推进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所面临的权责不清、行政监督虚置、问责文化滞后等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反思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和效能政府的重要保障。自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政坛掀起了一场迅猛的＂问责风暴＂,取得了一大批问责成果,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凸显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度,以确保政府部门及官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由此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关于行政问责法治化的思考

行政问责法治化对于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科学内涵、基本原则和意义的基础上,从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加强行政问责执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提出对策。以期对全面推进行政问责法治化,建设责任型政府有所助益。     

论内部行政合同

行政合同问题是近些年来行政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学者们在行政合同研究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偏向,就是仅把行政合同问题的关注点放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中,而忽视了行政主体相互之间即内部的合同关系.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EU Law-making Process: The Example of Soci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t the Commissio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venues us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working in the sector of EU social policy to influence the law-making process at the EU. The Commission's current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has focused attention on the rules (or lack of) governing access to the Commission as the initiator of legisl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more broadly, on the basis of interviews, both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means of accessing not only the Commission, but als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particular through intergroups) as well as the Council. By using specific examples of legislation it illustrates the routes by which 'soci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currently interact with these institutions, offering examples of how their work may impact on the output of the Commission, Council and Parliament. The article avoids an overly legalistic analysis with an original glimpse at the 'hidden' workings of the EU law-making process which has hitherto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among legal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论行政法上的治理责任

随着政府管理向公共治理的转型,传统由行政机关担负的管理责任也开始向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的治理责任转型,治理责任对行政法治具有重要意义。治理责任是涵盖所有治理主体和整个治理过程的责任,既指向政府责任,又指向扮演公共治理角色的其他主体所应当负有的责任;既包含治理主体应当担负的事后责任,又包含保证治理主体负责的一系列制度工具。治理责任的框架可以从责任承担主体、责任对象、责任承担标准、须负责的事项、程序性要求以及责任产生的结果六个方面展开。     

关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思考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虽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目前实施的情况看仍面临诸多困境,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内容、问责程序、问责的法律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而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从当代政治制度框架出发,逐步探索用制度来规范行政问责,并设计出一套合理的、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问责机制,对促进我国政府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行政契约特征再认识

行政契约的行政性指行政主体、行政优益权等权力因素,而契约性因受行政性影响,仅指合意,不包含平等、自由内涵。这种理解必然导致行政契约立法中偏重行政主体利益的保护,而使相对方处于不利地位。从保护相对人权益角度出发,结合域外经验与本土现实考量,我国行政契约行政性应指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目的,而契约性与私法契约有极大相似之处。     

我国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问责法治化不等于问责制度化,问责制度化是问责法治化的一种表象。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理论与实践

法律关于合同须经审批的规定既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称"强制性规定",也不同于《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因此:(1)不能以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将未经批准的合同认定为无效,但审批指向"前置的"营业许可时除外;(2)不能类推适用《物权法》上的"区分原则"认为审批不影响合同效力,除非审批指向的是权利变动,而非基础行为。行政审批系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故合同并不因批准而必然有效;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合同也不因批准被撤销而当然失效。因合同或财产权属发生的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且当事人不得就批准行为本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在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违反报批义务时,可发生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基础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行政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的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本质体现。人民民主决定了社会主义行政是责任行政;公共性、民主性和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伦理基础,建立责任政府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是向人民负责的公仆。     

论行政合同之功能与救济

行政合同兼有行政性与合意性的特征,其拓展了行政管理手段,有利于更好地实现行政目的及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控制行政权力、减少和避免行政纠纷的功能.因此,行政合同既要适用行政法,又要适用民法.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对行政合同适用不同的救济方式.在我国,行政诉讼救济途径是行政合同救济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