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视域下合同自由的司法限制析论

能动司法理念作为舶来品之引入,反映了当前法治建设重心由法律制定转移到法律实施的形势下,提升我国司法机关公信力和权威性的迫切需求。在合同自由的司法限制上,强调人民法院实施能动司法,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自由之于合同,犹如灵魂之于生命,因此对其限制须严守立法规定,谨记"法内能动";另一方面,合同立法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之价值嬗变,表明法无具体规定时须发挥自由裁量,以法之基本原则来矫正合同自由之不当使用所导致的非正义。     

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 ——以"生产性正义"和"生产关系正义"为切入点

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重要生态哲学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当前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之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条,即"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前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层面表达正义诉求,后者则主要从"人与人"层面表达正义诉求。这两条建构之路对于人们把握生态正义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建构之路的出场则能弥补其相关缺陷,理由在于:一是"生产方式"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二是正义的话语基础必然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三是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可归结于某种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应该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为基础,坚持"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性、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指向性,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和整体性地把握生态正义的本质内涵。     

司法权威的文化建构机制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选择何种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是由文化决定的。随着从优先选择调解到优先选择诉讼的文化转型,从信赖共同体权威到信赖国家权威的文化转型,从片面追求实体正义向注重程序正义的文化转型,人们逐渐形成了优先选择司法途径的文化心理基础。司法审判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沟通,司法过程中当事人之间、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官与社会公众之间、法官与法官之间关于事实认定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所进行的文化沟通,是寻求司法共识的重要机制。尊重司法结果的过程实质上是从主流价值观角度认识和评价司法结果的价值取向的过程,文化教育、文化评价、文化示范和文化体验有助于人们建立理性认识司法结果的文化思维模式,能够唤起社会主体信任法治、尊重法治的文化情怀,形成尊重司法、信任司法的文化情感,确立接受司法裁判结果的文化意识,是认同司法结果的重要文化机制。     

论司法政策的规范内涵、适用范围和实际功效——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政策为例

司法政策源于我国宪法法律构成的规范性体系,是司法体制运行中政治与法律相互作用的结果.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政策措施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规范法律适用和司法行为、调整司法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等.随着司法政策功能的拓展,人民法院正在从"克制司法"走向"能动司法",从关注"校正正义"走向关注"分配正义",从"司法权地方化"走向"司法权国家化".基于这一司法政策功能的认知,有必要在司法改革中突出司法政策的制度设计,完善司法政策决策程序,更好地履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职责使命.     

“改革于法有据”的四维审视

对"改革于法有据"需要进行多维度的审视。具体讲,在价值层面,法律正义对改革具有评价指引作用;在方法论层面,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在规范层面,改革对法具有塑造功能,法对改革具有规范作用;在目标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确立提供了"改革于法有据"的理想状态。     

利益衡量方法的司法适用思考——基于274份裁判文书的考察

我国司法界对利益衡量方法给予了较高关注并在实践中自觉加以运用,其司法适用呈现出案件数量上升、案件类型较为集中、案件涉及地域较广的现状。从简单案件中的主动适用到疑难案件的被动适用、从追求正义的能动性到结果导向的妥协性、从基于前见的初步判断到基于规则的结果证成,这些特点同时存在,彰显了司法能动主义和克制主义的双重功效。利益衡量方法的司法适用有着基本的目标追求,实质判断阶段应追求现有法制框架内最大的正义,实现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平衡;结果证成阶段应追求衡量判决的最大可接受性,实现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法性的契合。     

论正义的维度

当前的正义理论和实践往往过于强调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但正义并不等同于分配正义。在概念层面上,正义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其中每个人的内在价值都得到他人的肯定。正义的维度是相互承认关系在特定社会互动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相互承认关系在分配领域、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分别体现为分配正义、文化正义和政治正义三个维度。在经验层面上,正义的三个维度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分配的正义并不决定其他两个维度的正义。分配正义与其他两个维度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分配的正义(不正义)会支持(强化)文化和政治的正义(不正义),反之亦然。要全面而有效地建设一个正义的社会不能只关注分配正义一个维度,而应当联动地建设三个维度的正义。     

司法改革——公正与效率之“弊病”与“诊治”

公正是司法权建立以来最初的追求目标,追求人类最终的正义是司法存在的价值;而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的运用司法资源从而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司法改革的关键之处。     

略论罗尔斯国家正义理论——一种基于应然"公"倾向的国家设计

罗尔斯的国家理论区别于传统自由主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强调国家要实现正义.正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公平、公正、公益的实现.罗尔斯的国家正义理论追求的正是公平、公正和公益.在这个思想的主导下,不管是在作为国家正义背景环境的秩序良好社会中,还是在国家正义的内涵、通往国家正义的道路的设计中,他的国家理论总有公的影子在时隐时现.然而,他这种公的追求仅是停留在应然层面上的形而上追求,并不能改变他的理论在实然层面上滑向维护私的一端.     

司法私益化的文化解读及制度性对策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司法私益化现象进行简单解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和合性文化对司法私益化的诱发作用以及英国社会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遏制作用,并提出在当前中国语境下,从制度建构的角度而言,可以通过完善体现程序正义价值的诉讼制度来发挥注重理性与正义的fairplay精神对司法私益化的天然遏制作用。     

共享理念与分配正义原则

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当代西方主要形成了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和诺齐克的"持有的正义"两种主张,二者均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共享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思想,从人类解放层面超越和校正了当代西方的分配正义原则,促使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共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形式。     

司法伦理的实效性探析

法治的本质是实现国家正义,而正义的实现一般是依靠伦理的途径内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责任感、荣誉感等,凭借人们的善恶观念、心理和道德舆论来实现。司法是法治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职业者通过司法活动,通过微观的技术论证来修补社会正义运行当中出现的紊乱,并最终实现社会正义。由此,司法环节必须要保证司法的尊严,从而保证法律的尊严,而维护法律尊严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内在要求。法官作为法律实施的最后一道屏障,其职业伦理建设对于法律尊严的维护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浅论法官腐败的防治——由周文轩案引发的思考

一位哲人曾经讲过，如果一次犯罪可以说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当司法腐败盛行，司法将不能再担任正义的防线。而如今，层出不穷的法官腐败案件，突出了我国防治司法腐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本文以周文轩案为例，对我国防治法官腐败提出思考与建议。     

试论柏拉图的正义论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系统地论述正义的哲学家,他把正义视为诸德之首,在文中将正义分为两个部分: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全面认识柏拉图的正义论,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意义.在个人与社会的层面上架起意志力协同情感、乃至利益的一致性状态.     

论新媒体的法治功能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为法治建设带来了更大的动力,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新媒体促进了法制宣传的创新;新媒体传播促进了立法和制度性变迁;新媒体促进了司法现代化,不仅促进了个案正义而且促进了司法创新,改变了司法运行模式。     

汉语语境中公正和正义概念的区别

汉语语境中的公正和正义两概念之间实际上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两者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差别。正义是一个应然、纯粹的最高价值观层面上的事情,而公正则是一个将应然和实然结合在一起,依据应然的基本价值观进行现实社会的基本制度进行安排的问题;正义具有某种跨时代的、相对恒定的特征,而公正的具体内容则会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有所变化;正义是少数人才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公正则是多数人都能够遵循的事情。     

公民资格视域中的正义伦理问题及其求解北大核心CSSCI

共和主义基于同质化社会,自由主义以超越差异的中立立场,都主张普遍公民资格,这进步于等级社会和阶级差别,但在多元社会的阶层、职业和群体等分化的差异中出现正义伦理问题;多元主义的差异公民资格,关照了多元社会和群体差异的现实,并在应然层面上力图实现社会实质正义和求解正义伦理问题;但差异公民资格内在固有的理论局限和操作化问题需要跳出制度囿域而进行思维转换;公民正义德性是多元社会中正义伦理问题的求解之匙。     

重释马克思的正义观

在当今自由主义正义观霸权话语的冲击下,马克思正义观的阐释和重建需要基于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展开。批判自由主义的"形式正义"构成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出场语境与历史前提;建构与自由主义正义观异质的"实质正义"构成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终极旨归与逻辑终点;澄明分析马克思主义有关马克思与正义的论争构成破解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逻辑迷阵。只有在批判、建构与澄明的三重奏中才能走出马克思正义观研究中历史必然性论证和道德论证的两极对立,凸显马克思正义论范式建构的价值和意义。     

试论目前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现形式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既然宪法是法,而法皆具有可诉性之品格,那么宪法司法化就是理所应然的,从纯理论角度讲,宪法司法化有两种实现形式: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目前的宪政体制下,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是难以实现的;而以“冒名上学”一案为契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和适用权,将成为也已成为我国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而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模式。     

我国司法行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司法行政机关是我国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主力军。与此相适应,司法行政制度是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讲,司法行政制度的健全与否,可以从一个侧面衡量出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实现依法治国的程度。建国50年来,我国司法行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