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诱惑侦查中诱惑行为定性分析

诱惑侦查是法律规定的在隐蔽性犯罪中经常适用的侦查手段,对非法诱惑侦查应予以禁止,不过从一些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对追究引诱者的刑事责任持谦抑态度。我国对引诱者追究刑事责任时应注意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根据引诱者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决定是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引诱者实施非法诱惑侦查时,由于既缺乏刑法上教唆犯的故意也缺乏实行犯的故意,不成立被引诱之罪的教唆犯或共同正犯。对于侦查人员的非法诱惑侦查行为,可资适用的罪名主要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对于线人实施的非法诱惑侦查行为,一般不成立犯罪,只有在线人以获取奖金等财产利益为目的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立诈骗罪。     

诱惑侦查的方法论分析及适用规则构建

在侦查实践中,正确理解和合法使用诱惑侦查与哲学方法论紧密相连.以方法论为根基,从侦查主体的视角阐释诱惑侦查的目的、途径、策略和方法技巧,并以此为据构建诱惑侦查的适用规则体系.在方法论视阈下,以"侦查僵局"和"侦查不能"并存为依据确定诱惑侦查的案件适用范围,以启动、执行和结束三个阶段分析诱惑侦查的运行程序,以因果关系和"...     

略论我国诱惑侦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由于打击犯罪和稳控社会秩序实践的需要,诱惑侦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用比较普遍,且有启动程序随意化、适用范围扩大化、诱惑方式粗放化、规制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迫切需要规范。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诱惑侦查在内的隐匿身份侦查的地位及其限制条件。但是对于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的限制条件的诱惑侦查,应当如何规制?是使用程序终止、非法证据排除、减挡处理还是综合运用?如果使用证据排除,排除的范围、效力如何?由于此前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1并没有涉及。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比较,以期为下一步更好的司法乃至立法提供基础。     

利用诱惑侦查措施侦破毒品犯罪案件行为之分析

在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中,诱惑侦查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侦查方法,对于通过诱惑侦查措施所侦破的毒品犯罪案件,如何对被引诱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定性,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一般来讲,对于通过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措施所破获的案件,对被引诱人应以犯罪未遂论处,而对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措施所破获的案件,则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至于我国相关规定中所阐述的特情诱人犯罪的案件的定性,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理智的做法应当是通过程序与实体两个方面,严格限制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措施的实施,以充分实现刑法的自由大宪章地位。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规定仍然停留在概念层面,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负责发现非法证据的部门及内部工作流程、公安机关负责人认定非法证据情况的程序、相关的救济制度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由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确实存在阻力多、动力小的问题,基于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征,我们不宜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引入过多的对抗因素来促进非法证据的排除。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应当突出侦查活动的固有规律,立足于侦查程序内部的单向排除模式,简化排除程序设计,贯彻及时排除原则。     

论新刑诉法中的技术侦查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纳入立法,并对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证据效力作相对明确的规定,此项举措在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一定进步,中央司法改革精神、当代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打击犯罪的新形势等诸多因素共同催生了此项变革.新刑诉法在对技术侦查的内涵、形式规制上仍存在模糊、适用范围也留有开口,令状主义尚存在局限,权利救济程序阙如,实为造成条款备受争议的微瑕之处.在今后制定司法解释时,应当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内涵和形式进一步明确,对其适用范围的弹性条款进一步限制,加强对技术侦查措施启动的批准控制,逐步完善权利救济程序.     

搜查的限制与救济

搜查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它直接威胁着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所以搜查必须受到限制。搜查因搜查的种类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制。搜查程序启动前的限制是通过配置搜查权、明确搜查权的主体来实现的,而搜查程序的限制是根据搜查强制的程度不同,通过设定不同的的法定条件来实现。非法搜查救济包括积极性救济和消极性救济。积极性救济指的是在非法搜查过程中被搜查人员用来对抗非法搜查的权利;消极性救济是指非法搜查程序结束以后产生的结果处理问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非法搜查的责任。     

诱惑侦查之犯意引诱认定标准研究

法院对诱惑侦查案件是否存在犯意引诱的认定过于笼统、单一，根据被告人与诱惑侦查人员首次接触前、首次接触时、首次接触后三个阶段的行为表现，以及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方式和强度进行判断的方法，仍然是属于兼采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判断方法。为更好地处理诱惑侦查问题，应借鉴证据的证明标准，将犯意引诱的具体认定标准分为直接标准和间接标准，只有在引诱事实清楚、判断依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时，法官才能对案件作出存在犯意引诱的认定。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一种由法律机关实施诱惑而诱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并将其抓获的特殊侦查手段。如果对诱惑侦查不加以规制 ,往往会出现滥用诱惑侦查而侵犯公民权利或执法人员倚仗国家权利参与犯罪等违法犯罪现象 ,影响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本文通过对我国运用诱惑侦查手段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 ,借鉴美国等一些运用诱惑侦查较早的国家关于诱惑侦查的法理和规定 ,提出了从法律制度上规制我国诱惑侦查的措施 :一是建立完整的证据排除规则 ;二是规制诱惑侦查的启动程序 ;三是规制诱惑侦查的执行程序 ;四是强化诱惑侦查的过程性控制     

我国刑法中侦查陷阱抗辩权的成立条件

本文运用我国刑法学的基础理论,对侦查陷阱抗辩权的成立条件进行分析,这些条件包括:(一)设置侦查陷阱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实施主体为具有侦查职责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及其派出的代理人,作为被诱惑者则是诱惑侦查中所针对的特定的个人;(二)在侦查陷阱的设置上,侦察机关或仅仅基于不合理动机的猜测而启动侦查程序,或在具体侦查措施的使用上,提供了一个不合理的机会,或提供了一个合理机会但又加予了怂恿,侵犯的客体是侦察机关的工作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权利;(三)被诱惑者的犯罪意图是因侦察机关不当的诱惑行为而产生的或者强化的;(四)侦察机关不当诱惑行为和被引诱者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论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的限制

在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都有可能是强制侦查措施的对象，但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应当受法律上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机关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未作任何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特别规定，而且第三人没有充分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对侦查机关启动对第三人的强制侦查措施设置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包括对第三人启动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有合理根据、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在执行强制侦查措施过程中侦查机关必须按照批准的范围执行，第三人在事后要享有充分有效的救济手段。     

论刑事诉讼中的诱惑侦查——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参考

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并没有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定位,尽管其在实践中已被侦查机关所运用,但出现的问题颇多.为减少诱惑侦查在实践中的负面效应,此次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然而新法中规定的诱惑侦查颇为原则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原则及合法性应明确予以规定.     

诱惑侦查在索贿犯罪中的适用

将诱惑侦查在贿赂犯罪中的适用限定为＂犯意明确暴露＂且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较大的索贿犯罪为宜。在索贿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可行性。索贿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应遵循人权保障原则、最后手段原则、诱惑适度原则。可以将＂有证据证明存在索贿故意＂和＂被索贿者同意协助＂作为诱惑侦查的启动条件。应加强索贿犯罪适用诱惑侦查的程序法规制,完善诱惑侦查中证据的收集规则,建立更加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毒品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措施之分析

在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中,诱惑侦查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侦查方法,对于通过诱惑侦查措施所侦破的毒品犯罪案件,如何对被引诱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定性,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一般来讲,对于通过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措施所破获的案件,对被引诱人应以犯罪未遂论处,而对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措施所破获的案件,则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     

也论诱惑侦查的规制--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视角

“诱惑”这一刑事法律并未规定的侦查手段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被广泛应用 ,其对刑事诉讼最终价值目标的实现 ,有着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面临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 ,如果不从立法上对诱惑的条件、范围、对象等予以明确规定、对诱惑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规制 ,侦查机关的这一侦查行为 ,必将演变为“引诱者”与“被引诱者”的共同犯罪行为。本文从诱惑的表现形式入手 ,结合司法实践及国外有关情况 ,对诱惑侦查的有效规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正当程序视角下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完善

当程序对于侦查程序的控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原则:程序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司法审查原则以及权利救济原则。以此为视角,审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立法存在技术侦查措施的含义及适用条件不明确、没有指明批准机关、缺乏对犯罪嫌疑人相关权利的保障、缺乏对违法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制裁措施等问题。为此,应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以及细化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条件,确立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进行审批的模式,赋予犯罪嫌疑人对适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得的信息的知情权、提出异议权,注意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衔接。     

试论诱惑侦查之限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两大法系在传统上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但如今已汇成相同的发展态势: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对其进行规制.我国没有赋予诱惑侦查以合法地位,致使实践中存在的这种侦查方式难以受到应有的约束.应当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诱惑侦查进行限制,严格启动诱惑侦查的条件,在合法展开的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若存在主观上的瑕疵则不应认定为犯罪,对认定为犯罪的,在量刑时应考虑被诱惑的情节,减少诱惑侦查的消极影响.     

诱惑侦查及其法律规制构想

诱惑侦查是一种合法的特殊侦查手段,不同于"警察圈套"。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侦查措施,在世界各国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建立我国的诱惑侦查制度,首先确立基本原则,然后从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批准程序、证据规则若干方面来进行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行为过限研究

诱惑侦查行为过限问题,包括诱惑方的行为过限和被诱惑方的行为过限。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通过隐匿身份的手段调取证据中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予以禁止,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来否定诱惑侦查过限行为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综合对诱惑方的行为过限加重"犯意"的证据的排除规则和方式,能有效地反作用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实施过程的监督和自我完善,促使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过程中加强证据意识和防范自身行为过限加重犯罪嫌疑人的"犯意"。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实施诱惑侦查的危险程度进行了严格限制,规范和指导了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的过程。     

诱惑侦查略论

诱惑侦查已被实践证明是破获高难度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它已运用于我国的犯罪侦查实践中,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费争议。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等方面作出必要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