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同时也存有巨大的社会风险。它或是“技术—经济”决策导致的风险,也可能是法律保护的科技文明本身带来的风险,这一社会风险具有共生性、时代性、全球性的特点。同时,智能革命对当下的法律规则和法律秩序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民事主体法、著作权法、侵权责任法、人格权法、交通法、劳动法等诸多方面与现有法律制度形成冲突,凸显法律制度产品供给的缺陷。对于人工智能引发的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有必要采取风险措施,即预防性行为和因应性制度。面向未来时代的调整规范构成,应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规制为主题,形成制度性、法治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包括以安全为核心的法律价值目标、以伦理为先导的社会规范调控体系和以技术、法律为主导的风险控制机制。借鉴国外经验,立足本土需要,当前应尽快出台 “国家发展战略”,及时制定“机器人伦理章程”,适时进行机器人专门立法。     

我国不动产抵押物流转的制度安排——以《物权法》第191条为中心的考察

《物权法》对不动产抵押物流转持严格限制的态度,脱离了对物权的基本立场,没有彰显抵押权的立法价值,造成了抵押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失衡。立法应赋予抵押人自由处分权,抵押权人有物上追及力和代位权,同时建立第三取得人风险分散机制,以完善相关制度。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安排

我国现行立法仅规定了民事执行的内部监督,而内部监督不能有效遏制"民事执行乱"现象,因此,设立外部监督机制的"检察监督"实属必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包括监督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监督执行行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程序包括启动主体、启动要件、管辖和审理程序.     

论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法律制度安排

技术创新生态化有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 ,是技术创新的方向。本文在论述技术创新生态化概念的基础上 ,提出并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保障和促进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四种法律制度安排即政府推动制度、市场拉动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和国际合作制度。     

佟丽华:公益法律服务应该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

我一直觉得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应该有个缓冲地带,这就是社会组织。我们这个公益法律组织的作用就恰恰说明了这个缓冲地带的重要性。我们一方面维护了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协助党和政府化解了社会矛盾,尤其在百姓维权呼声日益高涨和政府维稳要求越来越紧迫的今天,这个缓冲地带更为重要。很多时候,社会总把我们当作好人好事,其实公益法律服务应该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发挥行政监察职能作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举措。行政监察机关作为专门执纪监督机关,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推行集体合同制度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安徽省集体合同条例》解读

集体合同制度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的调整用人单位和职工劳动关系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该制度以其在协调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独特优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制度安排视野下的风险投资——一种法经济学的范式

现代法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制度安排的视野,更深邃地释读了风险投资的内在机理。根据制度安排与经济变迁理论,风险投资与制度安排存在着契合。风险投资的制度安排为VC—E制度安排,分为风险资本组织机制、风险资本运作机制和风险资本回收机制。     

TPRM关于争端预防的制度安排及其机理

从手段来看，TPRM属于WTO的监督机制，从目标来看，TPRM又是一种争端预防机制。多方位的政策审议机制可促使各成员政府遵守多边贸易规则，认真履行WTO体制下的各项义务和承诺。     

克服“执行难”的制度安排新论

执行难既是长期困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问题,也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文在分析执行难的表现与危害、执行难的原因的基础上,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认为克服执行难必须建构包括被执行财产发现制度、执行措施强化制度、执行保障与执行协助制度、执行沟通制度、执行救助制度等在内完整的制度体系。     

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几点思考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逐渐走向成熟，法律援助在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的作用，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司法制度。但在法律援助的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成为制约法律援助发展的障碍，必须认真加以总结和完善。     

对现行信访体制的分析与完善建议

一、信访体制在当前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信访工作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人民群众表达意愿和要求的重要渠道、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政府律师制度研究

前言政府律师制度是一项国际通行的法律制度。我国自1993年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通过试点,逐步在国家机关内部建立为各级政府及行政部门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队伍＂意见近二十年来,制约政府律师制度的法律和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实践中也未形成适用于全国推行的政府律师制度模式,影响了政府律师在我国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发挥。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完善我国律师组织结构,有必要大力加强政府律师制度理论研究,以充分利用该项制度的潜在价值,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关于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几点思考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逐渐走向成熟,法律援助在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的作用,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司法制度。但在法律援助的实践中也暴露出来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成为制约法律援助发展的障碍,必须认真加以总结和完善。     

充分发挥公证制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周永康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社会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新路子。     

海棠山下的正义之师——阜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纪事

在享有煤电之城、玛瑙之都美誉的阜新。在美丽神奇的海棠山下，检察机关这支维护司法公正的正义之师，紧紧围绕阜新创建转型示范市、实现跨越发展的工作大局。认真履行检察职能。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强化法律监督，强化检察队伍建设，真正发挥了为全市社会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劈波斩浪、保驾护航的作用。     

公共健康和强制许可制度

TRIPS协定将传统的专利保护客体扩大到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将医药产品及方法纳入了专利保护的范围,以致受专利保护的药品价格大幅上扬,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产生健康危机。本文试图在分析《多哈宣言》及其《执行决议》中关于强制许可制度规定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可将其作为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基本途径。     

商会调解，推进津门甬商和谐发展

天津市宁波商会现有单位和个人会员1000多个,会员涉及行业相对集中,分布区域较广,需要商会凋解的事项较多。为更好地服务会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11年9月,商会在天津市司法局指导下,率先在全市行业、异地商会中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现有调解员13人,其中专职调解员3人。天津市宁波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商会调委会）成...     

人民调解制度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法律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是当代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民主法律制度，在有效解决社会纠纷，实现基层民主自治。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重视。中国现有人民调解组织90多万个，人民调解员800多万人，遍布城乡各个角落，每年调解民间纠纷600多万件，相当于同期全国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受理数的2倍左右。人民调解已与司法审判和仲裁制度形成解决社会纠纷的三足鼎立，成为民众解决纠纷的主要选择和方式之一。     

中外土地制度的演变历程

土地，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之一，也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构成基础。土地制度应该是人类社会最早建立的制度，也是事关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土地制度应随着社会发展不断修正、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