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视野下的乡村文化重塑

美丽乡村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起点和重点。而对于美丽乡村的建设而言,绝不仅是看得见青山绿水,更重要的是留得住乡愁,其中乡村文化是"根"与"魂"。然而,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为表现形式的现代化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对乡村传统的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破坏,引起了乡村文化的撕裂和痛苦,乡村文化生态受到破坏,整体呈现出病态。因此,在现代与传统的文化价值冲突、碰撞过程中,要通过留住乡村文化的传承载体、重塑农民"以乡土为本"的价值观、以文化惯性保持乡村文化多样性、乡村文化与城市化双赢等方式,消弭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文化鸿沟,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优序求助：互联网时代的乡村互助关系重构

传统乡村具有悠久的互助文化资源，通过亲缘、地缘关系得以传承。市场经济发展和乡村人口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格局，对一些地区的传统互惠互助关系带来冲击。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交网络与电商平台的崛起叠加市场经济发展与人口频繁流动等诸多因素，逐渐形成了基于“人情——市场”“熟人——生人”两条基本逻辑的乡村多元社会关系网络：一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修复和重构的亲缘关系网络；二是基于熟人和市场经济形成的业缘关系网络，既有人情往来又有利益共享的互助关系网络；三是基于强关系转化的交往型互助关系网络；四是基于弱关系拓展形成互助关系网络。“优序求助”策略是村民基于多元互助关系网络的理性选择，是面对人情社会与市场经济展现出的世俗理性。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乡村互助关系修复与重构，对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传承乡村互助文化资源、重新理解现代乡村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土社会变革与农村伦理变迁——论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人际关系

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一方面展现出社会经济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际关系的嬗变:家庭成员间的物质至上,夫妻间的拜金主义,邻里间的个人主义等等；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道德两难选择:城市与乡村的隔离感促使着人的伦理精神走向流失,人在面临生存困境和物欲追求而导致道德异化现象.作家在文本中更多表达出对乡村社会浓厚人际伦理美德的呼唤,对传统伦理精神的回望和现代新型伦理观念的向往.     

新教伦理与农民理性——经济现象的气质归因

马克斯·韦伯以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正是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和禁欲主义分别从"增"和"减"两个方向双向互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这种以精神气质解释经济现象的研究路径也影响了我国学者对于现代中国最显著的经济现象——"中国奇迹"的归因分析,其中以农民理性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与韦伯的观点具有方法论上的异曲同工之处,农民理性理论认为正是传统中国农民的勤劳、勤俭等理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东西方国家场域下对于经济现象的气质归因理论可以发现,经济活动确有其文化因素的影响,这种伦理或理性因素的作用发挥既有其惯性亦有其局限性。     

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

当代乡村治理转型呼唤着乡村公共精神作用的发挥。乡村公共精神具有丰富的资源基础，其传统与现代资源分别遵循着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的逻辑。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即需要在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顺应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并服务于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以推动乡村公共精神由内生自发向制度建构延伸、由宗法伦理向契约精神转型、并从熟人社会走人公众世界。     

传承与创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两难”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必须通过文化的相对稳定的代际传承与变动不居的创新这两种基本形式来实现。传承与创新的辩证运动构成文化发展的基本表现形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其传承力与创新力上。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正面临着传承难、创新更难的"两难"境地。     

个体化视域下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重塑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本身具有共同体的属性,情感要素是维系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变量。个体化造成乡村社会的情感基础更迭、情感内聚消解和情感边界收缩,具体表现为信任伦理感知弱化、公共精神流失以及福利资源再生产受限,这些社会情感问题亦蕴含社会再整合的需求转向。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的重塑需要兼顾情感与规则的平衡,根植于传统乡村情感资源,融契于现代乡村情感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情感规范、公共精神为情感依托、福利互助为情感纽带,并以制度建设为情感保障,实现乡村社会整合的现代性方式。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乡村思想文化建设、淳朴乡风民风建设以及净化乡村精神文化,实现对乡村道德伦理、价值文化、民俗文化的重构。因此,应当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文化、价值文化、民风民俗等进行整合、开发和利用。同时,还要增进传统文化认同,建设文化传承队伍,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培育特色文化产业,实施传统文化教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探索创新 ——以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3391"治理架构为例

党的十九大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乡村产业空心化、传统文化没落、道德权威弱化、农民主体意识淡薄、人居环境较差等问题.如何有效传承与发展乡村传统伦理文化推进德治、充分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推进自治和加快特色经济发展推进产业振兴,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成为基层组织和群众最关心、最急切的问题.本文以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以下简称"尚书村")"3391"治理架构为例对乡村治理进行探讨.     

在开放格局中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正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推动乡村振兴,无疑对现代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把握乡村发展机遇,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需要顺应历史发展方向,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着眼于现代化建设,在开放格局中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乡村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     

从道德革命到伦理觉悟：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对民族整体生活的精神性把握就是伦理精神。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面临着现实上的与观念上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道德革命思想启蒙的困境;另一方面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就其理论逻辑而言,唯物史观对民族伦理精神的激活,体现为自我主体（主观道德）—世界（社会实体）—实在主体（伦理精神）的辩证发展。就其主体形态而言,从早期共产党人的伦理觉悟到唤起人民的精神主动,伦理精神从主观形态转变为客观（现实）形态,实现了精神突围,构成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就其历史形态而言,作为共同体生命原则的伦理精神的创新发展,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百年团结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伦理精神的新传统。     

乡村自治中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既是一种礼俗之治,具有包容贵和、互惠协作的德治精神,也是以乡绅精英为代表的私德之治,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最终走向人治;而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乡村德治,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德之治,更是一种与法治底线原则相一致的规则之治。乡村自治中德治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在尊重地方传统和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既要构筑现代乡村德治的传统道德底色,又要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流道德观,且要在乡村自治中积极推动现代德治精神的实践养成。     

乡村景观:乡村旅游共享式发展中的核心要素——以山东省为例

"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产业融合,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更高要求。"共享式发展"则在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使农民共享发展资源、机遇与成果。乡村景观在乡村旅游共享式发展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既是乡村资源整合的外在集中表现,也是发展乡村旅游产品的"素材",同时影响社会宏观环境与生态发展。对山东省而言,从现阶段乡村旅游出现的问题出发,将自然资源与景观表现,社会经济资源与景观表现,技术资源与景观表现代入乡村旅游与乡村景观结合起来,目的是进一步凸显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景观在乡村旅游共享式发展中的意义。     

以“融”做好新型农村社区党建工作

正农民按照城镇化规律集中居住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抓手,也是符合农民意愿的实践探索。因集中居住产生的新型农村社区,既有传统乡土社会的传承,也有现代城市社会的特点。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是适应农业结构调整、农民集中居住、农村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农村治理体系,巩固党在基层执政根基的内在要求,需要运用好"融"理念,使基层党组织始终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     

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实践进路及反思

国家与乡村关系是关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命题,有两种实践进路: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现代—传统"关系,表现为通过现代城镇及社区取代传统乡村,通过"资源下乡"和升级达标任务改造传统乡村,通过现代认证和个人权利保障解构传统乡村;另外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政权—社会"关系,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完成了组织载体层面的建设,但现代治理规则层面的建设还没有彻底完成。后税费时代的当下,国家进一步对政权建设的组织载体进行强化,并不断将现代治理规则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在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既需要对支撑"发展主义"的"锦标赛"体制进行反思,也需对行政体系推动国家政权建设的趋势进行反思。解决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建立起联结国家与乡村的"中间层",夯实国家权力与乡村权利的平等协商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本体性价值的变迁

人的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怀.中国农民的传统本体性价值是以孝文化为核心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以及代际价值冲突,导致农民传统本体性价值发生变迁.在近30年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农民经历了深刻的价值失落与伦理伤痛,并通过理性地抉择婚嫁方式,自觉地把幸福生活作为新的本体性价值,实现了对本体性价值的传承与变革.     

中国传统公共生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忠孝相通和整体主义的特征,造成了公共生活伦理的"家庭化"、"专制化"、"工具化"。中国传统公共生活伦理的现代转化实质上是一个批判与继承的问题。要实现传统公共生活伦理的现代转化,必须历史主义地对待、科学地扬弃、与现实生活对接。中国传统公共生活伦理思想是现代公共生活伦理建设的宝贵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城中村道德适应的叙事转向与衍化逻辑

城中村作为特定道德生活方式的空间场域,成为失地农民抑或是进城农民的暂时聚集地。在道德文化的空间转换过程中,现代城市文明的辐射与农村传统道德观念的承续交织在一起,城中村居民在道德适应中陷入生存、发展的道德困惑与精神囹圄。城中村道德适应面临着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范式转换,呈现出从"信以为真"到"认以为真"的伦理叙事转向,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形成了以寻找他在性为建构逻辑、以保持流动性为现实境况、以朝向利他性为伦理指向的伦理话语体系。     

美丽乡村建设要留住乡情乡愁

正近日公布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要迈上新台阶。新形势下建设美丽乡村意义重大、正当其时:有利于在农林牧渔产品生产基础上发展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非物质产品生产,拓展农业功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繁荣农村经济,吸引人口、资金流向农村,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发展新兴业态,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拓宽农民     

中国传统公私观念与现代公共精神的培育

公私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社会关系,"崇公抑私"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基本指向。然而,对私的贬抑和对公的推崇造成对私人利益合法性的漠视,并没有带来人际平等和宪政民主制度的落实,"崇公抑私"这种伦理关怀到了现实中就演变成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扭曲。历史证明,"灭私欲"无益于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要靠公私协调。对"公"的维护要建立在对"私"的认可和尊重基础之上,否则必然导致公私利益"两无"的结果。现代民主的运行要求公民普遍具有公共精神,它要求公民善于超越自身"私人性"的局限,体认更为普遍的联系和价值。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换的研究,必须首先认识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结构,看到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碰撞的必然性,这是培育现代公共精神的文化导向与价值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