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在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发布后,“四人帮”继续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他“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他们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     

海德格尔“此在”的范畴意指及其理论向度——与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的比较研究

“此在”是海德格尔哲学探讨人的重要概念，也是进入其哲学的理论入口。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此在”范畴意指“作为存在者的人”和“人的现实生存”。与传统哲学不同，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人的“在此”。“在此”是“此在”的哲学前提。海德格尔的“此在”理论与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思想具有相似性。海德格尔由“此在”追问存在的意义，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推向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官应以谦为美

中国古人的谦恭，在称谓上的体现就是称呼自己时多用谦恭之词。比如说，一般人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说“我”，而是说“鄙人”、“在下”、“不才”、“小可”，等等；不是说“我以为”，而是“愚以为”、“窃以为”；官员在上司面前更是以“卑职”、“下官”、“末将”自称。在古人看来，这是礼貌，也是做人应有的美德。     

重在“源头治贫”

有学者言：“经济保证今天,科技保证明天,教育保证后天。”“源头治贫”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些方面都需要在“今天”就做好。更重要的是,“源头治贫”的理念应当在“今天”就及时转换好。“源头治贫”在思路上应是变“输皿”为“造血”。搭桥修路盖新房,基建式扶贫见效快是快,但是没有产业的支撑,就没有根基。“源头治贫”在方法上应是变“扶穷”为“扶智”。     

“平均”的歧义

“平均数”和“大多数”是我们在工作中常用的概念。在有些情况下，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无关紧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平均”是有歧义的，必须将“平均数”与“大多数”区分清楚，决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务实、求实，正确把握好“平均数”与“大多数”的关系，防止和纠正那种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的倾向，扎扎实实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莫以“小事”而不为

“小”与“大”是相对而言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小”有“渺小”、“弱小”、“小气”等说法，皆指不显眼、不气派、不动人。因此，人们总是喜欢“大”。“大官”、“大款”、“大家”、“大腕”备受尊崇。“大手笔”、“大制作”备受颂扬。“小”。也就容易被忽略、被冷落、被藐视。其实。不论是在历史的长河里，还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小”往往比“大”更富于生命力和感染力。朱德的扁担和周恩来的纺车，比起国民党权贵们的洋车别墅，不可谓不小，但它们所承载的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操，虽经     

南京“私车公用”第一案

戴正明在“私车公用”中，错打了“方向盘”，成为南京第一个倒在“私车公用”路上的基层宫员。 在不少人观念里，“公车私用”为人诟病。“私车公用”却是发扬风格。但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水利站副站长戴正明，却在“私车公用”中，错打了“方向盘”，成为南京第一个倒在“私车公用”路上的基层官员。     

“底线”“红线”“天线”

有位老同志说：“党员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守住‘底线’、不越‘红线’、树牢‘天线’。”这话在理。 “底线”乃做人的“脊梁骨”，良心的“定盘星”，于事的“基准点”。缤纷世界中，做人都有“底线”。为官的“底线”则是“清廉”。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立党为公”的“公”，除公共目标之“公”外，必须包括程序性之“公”，而“执政为民”的“民”，在现时代更多地应该是“公民”。     

略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内涵的双重价值取向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中的“人”的内涵，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规定：在人与物的比较上，是以“人”为“本”；在执政党或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比较上，是以“民”为“本”。这里的“本”，是指“根本”。     

思想政治工作要突出一个“实”字

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在“实”字上下功夫，才能保持生命力、战斗性，发挥应有的功效。因此，加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求实”、“切实”、“确实”、“务实”、“真实”上下功夫。     

《论语》“知”的“功夫论”解读

《论语》中的“知”涵摄了“仁”“学”“思”“省”等重要范畴，它们可融贯于一套整体的儒学“功夫论”系统中。在此解读视域下，“知”就是教导学者在本体“仁”的引导下，通过积极不懈地践行“学”的工夫，以实现自我的真实生命，并最终在艺术人生能力的获取中展现出“不惑”乃至“天人合一”的“智”之境界。从“功夫论”的解读视角出发，“知”作为一个概念系统，其思想理论的特点与价值能够得到准确而充分的发掘，同时，这种诠释的方法也是将“功夫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取向，在中国哲学内部的理论尝试。     

跟踪问效提升党校培训实效性探索——以滨州市委党校为例

滨州市委党校为提升党校培训实效性,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先行先试、延伸基层、双向问效、考用挂钩等措施,实施跟踪问效,取得一系列成效。跟踪问效对干部教育培训带来四点启示：在“三理”内涵上挖掘“根”和“源”,在“合一”问效时突出“精”和“准”,在“致用”问效时找准“绩”和“效”,在“反向”问效中贯穿“改”和“用”。     

“办会”——高职文秘专业教学的短板及应对策略

“办文”“办事”“办会”这“三办”是秘书必备的能力。“三办”中,“办会”包含了“办文”和“办事”,属于综合性最强的工作。在文秘专业加强“办会”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高职文秘教学实践中,“办会”教学是“短板”。主要表现在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不适应,“办会”内容的教学实践性不足等方面。解决的对策在于提高市场意识,动态调整课程设置;创造条件,加强“办会”教学实践性;创新方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改变课堂管理方法,积极发挥学生自我管理作用。     

“学校”一词始于民国

据考证,中国早在4000~年前就有了学校。最早的学校就叫“庠”。高一级的大学叫“上痒”,低一级的小学叫“下庠”。夏朝,学校已有四个等级,分别称作“学”“东序”“西序”“校”。商朝时,这四种学校的名字又演变为“学”“右学”“左学”“序”。此后的朝代还有在王府里设立的学校,叫“辟雍”“成均”等。西汉时期,学校划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中央设太学,地方上置学官。     

“攻关”胜于“公关”

“公关”和“攻关”都是解决问题、战胜困难、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但二者取得的成效、产生的影响、蕴含的精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关”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塑造形象、平衡利益、协调关系等方面不可或缺，但绝不能也不应一遇到困难和问题，首先想到“公关”而不是“攻关”，甚至拿“公关”当“攻关”，以“公关”代替“攻关”。     

浅议官德与廉政文化建设需要遵循的几个基本准则

在官德和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紧祭抓住“人的建设”和“境界建设”两个方面，将育廉倡廉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人的建设”方面，要恪守“职业权力界限”，对“职业权力界限”僭越不旁观，不作“僭杈”的“负动力”；而在“境界建设”方面，普通政府工作人员要做到“正派”，负有一般领导责任的官员要做到“正直”，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官员要做到“正气”。     

理气纠缠：规范性动力——对“形著论”倾向的反思

新儒家批判朱熹心性哲学缺失“道德本心”，导致“性”“天道”的超越性、根源性在主体层面无法落实，而为朱熹做辩护的核心就在于证成“道德本心”。当下流行的框架是利用“形著论”框架：“性”对自己的自觉即是“心”。这种策略忽略了“性”兼理气所带来的道德本心指称不确定性问题，因此，“形著论”框架是不适合的。“理气纠缠”结构是一种新的解决模型：“理”“气”在“无始无终”的过程中形成规范性与动力的互补性结构，这个结构凸显了朱熹对于宇宙秩序和人类行为规范性及动力的关注。“理气纠缠”在伦理学上表达为“规范性动力”，有两层含义：第一，主体行为实践的动力的规范性；第二，主体在面临困难境遇时，对于“本分”的“勇敢果决”的积极实践动力。     

孔子“智”论的历史检视

孔子之“智”，是对外在“礼乐”的熏习和内在“仁”的体认，一方面注重外在之“学”和人际交往对“智”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必须经由“仁”的内在安顿，“智”方才有效。孔子“智”论，既是政治论，又是伦理观，亦为道德观，还是修身论。     

“天人合一”：传统与现代之辨

“天人合一”在古代与当代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天人观上，传统的“天人合一”或者突出天道，即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屈从，或者突出人道，即“人定胜天”式的主体力量的张扬，而现代的“天人合一”核心思想在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天”与“人”的理解上，传统“天人合一”强调“老天”、“神灵”，强调“帝王”、“圣人”等个别人，而现代“天人合一”认为“天”即自然界，“人”即类、群体与个体的统一；在“合”的功能上，传统“天人合一”是一种简单、素朴的消极和合，而现代“天人合一”则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天人合一”现代与传统内涵并非毫不相干，而是继承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批判性继承与划时代探析发展而来。厘清“天人合一”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对于推进生态伦理学研究与和谐社会构建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