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惯例问题辨析

中国是具有宪法典的国家,而没有所谓的不成文宪法。中国的宪法惯例必须紧紧围绕和依赖宪法规范才能存在和发展,如果主要的宪法规范都无法实施,宪法惯例一说就大为可疑,因为惯例是规范的"润滑剂"而非"溶化剂"。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惯例和政治惯例不可混为一谈。至于中国宪法的实施途径,首要在于宪法的法律化和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那些零星、有争议的宪法惯例是无法独当宪政建设之重任的。宪法惯例的不恰当泛化,已构成对宪法规范性的直接挑战,因而有必要重申宪法的规范性。总之,寻求对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解释,最紧要的不是去寻找和确认业已存在哪些宪法惯例,而是要去追问和探求是否存在宪法惯例发展的土壤和机制。     

关于宪法惯例的涵义与价值的思考

宪法惯例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现象，在各国宪政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惯例是宪法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宪政的精神所在，是制定成文法律的基础和依据。而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惯例补充、完善、引导着宪法的发展。中国学者封此专门研究并不多，政治学界及宪法学界尚未封相关问题产生共识，封宪法惯例的涵义以及价值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有重要意义。     

国际商事惯例的作用空间与效力基础

国际商事惯例是无数商品生产者在商品经济交易活动中共同总结、提炼出来的,使各种经济行为从无序转向有序的,且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系列规范。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是复杂的,并且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切成文法,包括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都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难以适应国际经济交往关系发展形势的需要,而国际商事惯例则具有广泛性、概括性、现实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在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不可能全部由成文法调整的当今国际经济交往的社会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     

论宪法解释的对象

宪法解释对象是宪法解释的首要问题。宪法理论界至今存在宪法说、宪法条文说、宪法规范说、宪法文本说四种关于宪法解释的学说,都难免有模糊不清的缺点。笔者从宪法渊源的角度展开分析,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是否可以作为宪法解释对象,然后着眼于中国宪法文化的特点分析中国宪法解释对象的特殊性。通过区分宪法解释学和解释实践上的宪法解释对象,从而限定宪法解释对象理论的意义。     

论作为行政法之法源的行政惯例

基于区分法的要素与法的渊源的立场,行政惯例应当定位为一种行政法的法源,其作为法源的效力主要是通过行政自我拘束、信赖保护等法律原则得以体现出来。作为行政法之法源的行政惯例,其形成和有效适用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否则就不能成为具有效力的法源,且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还必须严格考量其与其他行政法之法源的效力位阶。     

英国不成文宪法的观念流变——兼论不成文宪法概念在我国的误用

本文以戴雪的《英宪精义》作为切入点,考察了戴雪、弗里曼、梅特兰、布莱斯、詹宁斯、惠尔等英国宪法学者有关不成文宪法的种种认知,进而指出,所谓的以完法惯例为核心的英国不成文宪法,实际上始终从属于成文法律,不成文宪法并非英国宪法学研究传统中的主导概念,它只是在成文宪法视角下被贴上的一个标签,英国宪法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英国宪法的实质而非不成文这个形式特征。     

试论宪法的适应性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适应性被看作是宪法生命的维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宪法的适应性为适应社会的发展也有一个完善、变更的过程。本文主要从宪法的适应性内涵出发,探讨宪法适应性的原因,以及宪法适应性的方式。     

法治视野下宪法适应性之解构性考量

宪法的适应性是指宪法内容准确反映或通过自身之应变方式,使宪法内容适应社会发展的特性。宪法的适应性与宪法的权威、宪法稳定性以及宪法的持续效力密切相关。宪法之适应性要求宪法科学合理,包含民主、人权、法治三要素等要求。宪法通过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宪法判例、普通立法等机制增强其适应性。     

Reforming the United Kingdom Constitution: Law,Convention, Soft Law

The Governance of Britain Green Paper continues the programm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begun in 1997, and appears to reinforce the juridification of the UK's constitution. Nevertheless, several key reforms will be implemented not by legislation, but by creating new convention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uch ‘declared’ conventions are best understood as a form of constitutional ‘soft law’, which attempt to influence constitutional behaviour rather than generating binding norms. Applying a regulatory analysis, it then argues that the case for a soft, rather than hard law approach to constitutional reform is weaker than its widespread use in the UK suggests. Finally, the article challenges the thesis that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is being replaced by a legal constitution, arguing that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to constitutional reform still exhib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Moreover, there is more to contemporary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than a bipolar contest between political and legal constitutionalism.     

执行前和解协议法律效力研究

生效裁判确定的权利义务,当事人有权进行处分;当事人在执行前达成和解协议,应当理解为履行义务、处分权利的表现形式;执行前和解协议本质上是以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为基础和前提,双方履行该义务达成的民事协议,应当具有可争议性和可诉性;对执行前和解协议进行审理和裁判应当以生效裁判作为事实基础,不构成重复诉讼,也不违背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执行前和解协议仅仅具有实体法效果,而执行程序中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则同时具有程序法和实体法双重效力。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若干问题研究

近年来,仲裁在民商事争端解决中的地位得以不断提升,可仲裁事项、仲裁主体范围等仍在不断扩大。一个突出表现为仲裁协议的效力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向非书面签约第三人延伸。这是一个在仲裁制度发展中重要而复杂的新课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和阐释。本文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情形进行归纳和总结,着重介绍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法理基础和政策考虑,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所面临的法律障碍进行了分析。     

从限权到控权──宪法功能发展研究

近代宪法的主要功能是严格限制政府权力,限权政府理论推动了古代法律向近代法律制度的转变,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形成。现代宪法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权力以及其它可能破坏宪法秩序的社会团体权力进行控制,控制包括限制在内,只不过限制是控制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之一,而不是现代宪法的主要功能。     

论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以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原则为例

行政法原则在行政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司法也应对此加以保障。行政法原则的表现各不相同,效力各异,司法在适用这些原则时应遵循不同的规则,采取不同的技术加以阐释和推理。这既是司法权的法律执行性的要求,也是与法院的宪法地位相适应的要求,更是立法对司法裁量权的一种合理的限制。     

“指导性案例”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兼论案例分类指导制度之构建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问题体现了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尽管没有法律拘束力,但“指导性案例”在行政审判活动中的效力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效力在形式上来源于法院内部上下级的监督关系,实则可进一步追溯至实践理性。随着案例指导制度逐步走向成熟,有必要通过创建案例分类指导制度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予以明确。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and the Prince of Wales

The Upper Tribunal (Administrative Appeals Chamber) held in Evans v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that certai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rince Charle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must be disclosed unde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egislation. Much of the judgment was devoted to a discuss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applicable to Prince Charles, and the case provides a useful example of how conventions and laws can interact. In this note, I argue that the Upper Tribunal misunderstood how convention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one another, and misapplied the test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ventions.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

在现行法律体制下,行政规定不属于法律渊源,不是行政诉讼中法院必须适用的法律依据。但行政规定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在现实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规范功能。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规定既不能完全抛开,又不能完全信任。为了回应社会现实,应当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内,融入部分实质法治的要素,附条件地承认行政规定的效力,并由法院依照这些条件和规则予以审查。     

行政法律裁判中的合宪性解释与价值衡量方法——对一个行政案件法律推理过程的具体考察

行政诉讼制度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指针就是法官能够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运用正确的法律推理思维与方法而得到“正当的个案裁判”。法律推理具有不同于形式逻辑推理的重要特征。从一个具体行政案件的判决论证过程中,可以发现合宪性解释对于“作为具体化之宪法”的行政法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行政争议中复杂的价值冲突也使得价值衡量的推理方法尤为值得关注。     

“临终关怀”的法律之维——法理基础、宪法依据与实体法规制

临终关怀是对临终病人进行姑息性照护,而非治疗性照护,关注的是如何减少临终病人痛苦,不以延长生命为主要目的。现代人权理念的内在要求、社会契约论对弱势群体的当然保护、法的效益价值的现实体现,是临终关怀正当性的法理基础。临终关怀具有充分的宪法依据。临终关怀必须依法进行,以确保患者的权利不被剥夺。在刑法上,临终关怀属于"正当行为",但要防止以临终关怀为理由而实施的遗弃罪和不作为形式的故意杀人罪,同时防范其他犯罪。在民法上,要规范临终关怀的决定主体、实施条件和操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