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之善——从原初状态阐释行政伦理

自然法、自然状态理论在近代以前颇受欢迎．其理论基点在于某种正义的应然,无论是自我保全还是追求幸福生活,都是理性谋划的结果,是符合正义的。在近代,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无知之幕,也就是公共之善,通过对人类整体生活的关切．或者说是对个体未来不幸的可预知的恐惧．社会中的个体关注代际与来来的幸福,至少可以避免不幸。基于此,给予不幸者利益分配上的照顾,这种照顾与其说是对同类不幸的悲悯,更像是慈善的储蓄。这些理论都是理性与平等精神支撑的以单一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人际利益关系为基础的考量人类幸福源泉的学说,这种逻辑不仅在抽象的政治学理论中绽放光芒,而且具有相当的普世性。可在这种原初状态下设计情形来研究行政伦理。     

个体行政道德的发展与伦理责任模式

个体行政道德发展经历三阶段:前道德阶段、习惯道德阶段、自律道德阶段。在这三个阶段,行政个体表现出不同的道德责任感,不断地协调“私人角色”与“公共角色”之间的关系。行政人员要在公共服务中超越私人情感与利益,形成自律道德与高度责任感,必须在履行行政责任过程中完成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这两种责任模式的顺利转换。     

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发生机理与治理之道综述

后工业时代的浪潮带着势不可挡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席卷整个地球,管理主义的价值迷思使得行政领域出现大断裂之势。基于我国的行政生态环境,对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相关概念与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从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双重维度入手,分析行政伦理困境以及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发生机理,并对其展开内部强化以及外部控制层面的治理之道的拓展研究,立足于治理与善治的理论向度,以期达到行政伦理重建的重大意义。     

论社会转型期的行政伦理建设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体制还不是很完善,导致一系列行政伦理问题的出现。基于人性的合理假设以及对行政伦理特质和行政伦理制度特征与缺失的分析,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的有效路径,以促进我国行政伦理建设更有效地进行。     

论行政伦理建设中的制度安排

人是在制度中生活的,制度本身的合伦理性与否对个人的道德选择和行为有着先决意义。制度安排是行政伦理建设的起点,它不仅包括将基本的伦理规范上升为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更强调行政制度、体制本身的合伦理性。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完善道德回报与激励机制,作为两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对当前中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尤为迫切。     

加强行政道德建设的意义和途径

加强行政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使行政人员正确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有利于合理界定行政人员的角色。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道德失范现象严重,为扭转这一现状,可以从加强行政道德监督机制、奖惩机制、法制化建设以及全体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入手,以促进行政道德建设。     

行政学的主体假设

主体假设包括了对主体内涵外延、本质特征及功能关系结构等各项假设性规定的界定，这正是各个学科研究视野角度和出发点之一，通过形式的纯粹化分析建立行政主体假设认识和把握行政学，对行政学科理论的建构和其逻辑发展的脉络具有指导意义。最理想的行政主体假设是人格性、组织性和制度性三个方面的汇合点。本文采用纯粹化形式的理想类型概念“制度人”来设定和代表行政主体；制度性与人格性的统一是主体界定的理论核心；行政及行政主体的基本属性在于制度性；首要目标是实现有序的管理秩序。     

制度文明与行政伦理建设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治国理论。以德治国,首先要以德治“官”。因此要加强 行政伦理建设,本文从行政伦理的制度机制入手,探讨了制度建设对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     

论公共行政精神与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塑造

伴随着加入WTO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的政府体制改革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但公务员人员在这一空前剧烈的转变前 ,行为习惯、价值信念、规范体系等受到现有观念的冲击 ,在价值取向上感到困惑。他们处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沿 ,容易发生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问题。只有在新时代行政精神的指引下 ,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人格 ,才能使我国的行政改革和社会建设迈上新的高度     

论行政伦理诉求

公共行政不仅应当追求科学化，还应该恪守道德的原则。行政伦理是对行政活动的道德审查。行政伦理的设定是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基于中国“自律诉求”传统行政文化的制度困境、西方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分析，新时期我国行政伦理诉求的路径应包括道德的制度安排和个体德性的伦理选择。     

论行政道德评价

行政道德评价是政府行政组织、行政人员自身以及人民群众根据行政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对行政主体的道德行为进行善恶价值判断和表明褒贬态度。行政道德评价对于行政道德建设和行政管理活动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必须正确把握行政道德评价的内涵及评价标准,并对我国行政道德评价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作出理性的分析和把握。     

我国行政责任制度的完善与行政道德建设

行政责任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取向之一,建立一个负责任的行政主体体系,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共识。而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则是提高我国行政人员整体责任的治本之策。     

论行政道德责任的实现机制

行政道德责任是公务员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责任型政府必须研究行政道德责任的实现机制。从行政道德的实现角度看,行政良心是实现行政道德责任的自律机制,行政名誉则是其他律机制。     

行政之恶的正视与矫正——基于艾赅博与百里枫的《揭开行政之恶》

现代公共生活中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行政过程中包裹着的邪恶,即"行政之恶"。行政之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行政之恶现象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威信,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挑战着政府的"合法性"。其虽然具有不可避免性,但必须正视并采取措施进行防范和加以矫正:高举"红灯",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兼相爱,交相利",强化审慎的公共政策选择;认知行政本质,强化行政伦理精神。     

行政道德责任：理论定位与实现机制

行政道德责任是政府责任的一种具体责任形式。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伦理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道德责任,行政道德责任的实现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关键。要保证我国行政道德责任的实现,必须构建相应的教育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     

责任行政之道德因素分析

责任行政是实现法治行政的基本要求 ,它要求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在行政中要有责任感并承担相应责任。责任行政中法治因素含量较多 ;但同时也蕴含着一定的道德因素。道德因素对责任行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在行政权力授予 ,行政责任划分、责任行政执行等方面影响很大。为此 ,我们在行政实践中必须重视和抓好道德因素 ,以求达到责任行政的最佳效果。     

论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与影响

作为法律约束的重要补充,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具有多方面的约束与影响,必须从制度建设、决策过程、行政管理方法等层面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界限及可能性证成

个体道德理性约束的有限性和社会伦理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以公权谋私利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凸显.仅凭公务员的道德自律不足以对其行为进行规约,需要有一种外在力量制约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和权力滥用现象.行政伦理法制化是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转化成法律规范,以发挥法律的强制力对破坏规则的不道德行为进行严惩.在实践中,行政伦理法制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行政判例的理论维度

行政判例在诠释行政法真谛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自然正义、信赖保护原则显示出行政判例对维护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在司法实践中 ,行政判例对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救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很大作用     

行政道德是实现行政责任的有效保障

行政道德与行政责任相辅相成。行政责任的实现是加强行政道德的途径,行政道德是实现行政责任的保障。后者将是本文阐述的重点。为了更好的实现行政责任,必须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加强行政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