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博弈分析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主要是由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所诱致。因此,全面认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形成和表现形式成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首要前提。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形成是由制度演化的路径和变迁的方式所决定的,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演化路径和变迁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决定了实现公共物品均衡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更加理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去实现。     

传统农业制度变迁方式的缺陷与调整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基本上完成了当初制度设计任务,当前对农业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诱导性的制度需求已经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提供了变迁方向;地方政府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为之提供了经验积累;农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好的制度环境;农业制度变迁的经济基础比较扎实;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使农业整体制度改革跌入了制度供给陷阱,农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与日俱增.     

制度变迁理论视域下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成败和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事业单位改革瓶颈在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内生能力不强、政府供给意愿不足、创新再生能力欠缺和缺乏变迁动力。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政府提供制度产品或设计授权，满足各类事业单位的制度需求，方能弥补事业单位制度供给不足。     

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制度变迁.比较二者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体、方式及成本与收益等方面的异同,我们可得到几点宝贵的启示一是应继续加快企业制度变迁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产权改革手段;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尽快使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方式由政府供给强制性向需求诱改性转变;四是界定政府经济职能、塑造企业制度创新主体.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探讨扶贫开发的制度供给逻辑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扶贫开发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从贫困的制度性根源出发,可以将扶贫开发历程视为一种制度变迁。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偏重于从需求角度研究制度变迁,研究制度供给在我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制度变迁供给历程及其成果,揭示出扶贫开发制度变迁的现实逻辑和实行精准扶贫的内在必然性。精准扶贫弥补了以往扶贫制度供给中的诸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制度缺陷,这必然需要进一步优化精准扶贫制度供给构建。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私营经济发展

目前中国私营经济正面临着保持现状或变革创新的两难选择.我们认为失衡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是私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之一.本文立足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从产权、制度供给、国家功能等方面对影响私营经济的外部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消除对策和途径.     

交易成本、制度变迁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一种单中心体制,这种制度安排提高了交易成本,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加重农民负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的出现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文章运用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并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就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变迁问题进行具体探讨。     

论我国廉政制度变迁方式的缺陷及影响

我国廉政制度变迁方式存在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而不注重以诱致性变迁为补充、廉政制度强制性变迁的后续推动力不强、廉政制度诱致性变迁缺乏内生动力和外部引导、不注重廉政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时机等不足.对廉政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影响了廉政制度的反腐败效果.导致廉政制度变迁方式存在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廉政制度变迁方式的原因;廉政制度变迁者的主观原因;反腐败机构的原因;观念的原因和制度环境的原因等.     

经济变迁: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理论框架

用制度均衡模型无法解释国家长期制度变迁,只适合解释单项制度变化.我们对用渐进式制度变迁解释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提出质疑,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变迁范畴描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家的经济组织演化、管理体制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提出了一个体现整体性、动态性和历史特性的组织演进的经济变迁解释框架,认为中国经济变迁过程从企业改革发端、新型经济组织兴起,造成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退出、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和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国家为适应新兴经济组织的效率而逐项调整基础性制度安排.经济变迁过程是一系列次级制度变化带来经济绩效之后推动基础性制度变化的过程,是对不适应治理制度的制度环境不断改良,以保证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一个路径依赖的分析视角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遵循"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变迁"的发展路径,有着独特的路径依赖,并且这种路径依赖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取得了初步的制度收益,但在改革过程中这两种路径依赖特性得到了自我强化,使制度改革锁定在一种僵滞时期.目前改革的重任就是突破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改革向和阶段性突破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     

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制度供求及其“内卷化”困境

大部门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官僚制重塑过程中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各级政府对大部门体制存在制度需求,也存在制度供给及约束。然而,大部门体制改革面临着"内卷化"困境,这实际上也是官僚制重塑面临的困境。     

制度变迁与中国当代

西方经济学从学派上可分为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两大派别。由制度学派所创立的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经济学。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一、新制度经济学之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有诺斯、戴维斯和拉坦等人。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制度变迁的分类及特点: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     

区域发展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转换

文章认为,我国区域发展制度变迁在模式上属于供给强制型,各级政府是其制度的供给者,其中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制度变迁中充当两种角色一是以“第一行动集团”的身份,在自身的职能范围内主动进行制度变迁;二是以“第二行动集团”的身份,对微观主体的制度变迁活动进行鼓励和扶持,促使制度创新的实现。     

制度供给的路径依赖和程序化蕴含

制度作为一种克己力量所引发的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和观念的诸多变迁日益彰显。一个大国的力量不必是某种程度上特定文明形态的原始者,在更深刻含义上讲,它必须创造出更加建设性的制度文明,有效合理的制度供给必将成为中国社会战略转型的基本动力。     

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之前存在的问题,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核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主体和途径选择以及成本收益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研究表明:首先,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制度变迁的效率要大于以往的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其次,由政府引导各方共同参与制度变迁的供给,其政府和转户群体的制度变迁支出成本属于可控范围,但是企业支出成本过重,不利于提高企业参与制度变迁的积极性。同时新的制度变迁可能增加一些制度偏离行为,使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短期内不能达到均衡,本文给出了具体政策建议,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有效地加强制度供给。     

论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

本文对文化与制度的互动进行了论述。文章的观点表明,文化与制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说明,文化与制度是相通的,文化也好,制度也好,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极强的。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文化与制度,尤其是文化与制度的变迁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变迁或制度变迁是在文化与制度的互动中演进的。文化变迁也好,制度变迁也好,在许多情况下若缺少了相应的文化与制度动因,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看,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注重技术、贸易程序,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无法形成超强干预,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协同演进,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八八战略”：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

“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制定的总纲领和总方略，对浙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发展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从制度变迁视角看，“八八战略”是对社会内生之制度变迁需求的主动回应，“八八战略”在之前制度变迁成功经验基础上开启了浙江区域共同体制度变迁的新征程。它是浙江区域共同体制度变迁史上的里程碑，是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为制度变迁理论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诺斯与马克思:制度变迁的动力比较

制度变迁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度变迁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动力是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外动力是制度变迁的条件。在对制度变迁动力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者与新制度经济学派存在较大差异。从经济学视角对马克思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马克思从内外动力两个层面揭示了制度变迁,解释力是充分的;诺斯从外动力方面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仅仅局限在制度变迁的微观方面,而对宏观方面的制度变迁的解释力是不够的。     

政策供给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 转轨”市场,经济、金融结构的不断演进,使作为融资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股票市场也不断处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在转轨国家中,政策供给是政府制度供给的重要手段。由于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在现实经济中都有其作用的边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的提供和执行进行股票市场监管成为各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在发展股票市场中则要履行培育市场发展和监管市场的双重职能。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总体上说是属于渐进的,它既有利于政府能灵活根据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对制度安排进行适应性调整,保持与原有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较快地发挥了制度的效应,也可能导致行政力量在市场中的深度介入,另一方面政府有限理性的认知特征决定了政策使用的持续性政策本身成为影响股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应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改善政策形成机制来提高证券市场政策有效性。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公共政策理论对中国证券市场政府行动逻辑及其影响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