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案件看诈骗罪中“交付”的认定

2007年9月8日晚20时许，犯罪嫌疑人李某伙同张某在本市某大学校园内，冒充新加坡人来津旅游，以借被害人的银行卡进行汇款为名，对被害人刘某实施诈骗。首先，犯罪嫌疑人借用被害人的手机假装和他人联系，让他人把钱汇到被害人的银行卡里，而后犯罪嫌疑人又向被害人谎称钱已经汇到其银行卡内，要求和被害人一起到银行取款机上查账，然后趁被害人查看银行账户的时机，偷看了被害人的信用卡密码。后犯罪嫌疑人借口用被害人的信用卡作抵押住宾馆，将被害人的信用卡骗到手，同时骗取了被害人的诺基亚5300型手机一部（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316元）。当日，犯罪嫌疑人在银行的取款机上从该银行卡内取走现金5200元。     

起诉书诉前公开须澄清的几个问题

起诉书诉前公开关键在时间上有分歧点，一种观点是起诉书制作完毕后再告知被害人，而讨论的观点是起诉书未制作完毕前告知被害人或起诉书制作完毕后再告知这两层意思都有。因此时间概念应该划定，我的观点是起诉书制作完毕前告知被害人。     

诉前与被害人沟通是尊重私权、善意司法的表现

杨浦区检察院提出起诉书诉前向被害人公开这一论点。实际上触及了我们在司法中长期忽略的尊重私权和善意司法的问题。这不仅是起诉书向被害人提前公开问题。而是涉及诉前与被害人沟通这一环节，所以使用“诉前与被害人沟通”更为合适。     

“王海在线”告赢王海

有国内第一职业打假人之称的王海，曾发表言论称自己被“假王海”黑了—把。孰料，王海的这些言论却让一直以原告身份出现在法院的其自己站到了被告席上。日前，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结了这起名誉权纠纷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1．被告大海公司、     

不服不起诉决定案件三题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增设了刑事案件被害人不服人民检察院所作的不起诉决定，可以向作出决定的检察院的上一级检察院提出申诉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内容。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防止不当的不起诉决定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刑事诉讼民主化的重要体现。笔者感到．具体执行该条款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l、时效和期限问题该条款在规定被害人提出申诉或起诉的程序时，仅规定了被害人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时效，即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住日之内提出…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地位评析

在刑事诉讼历史上，被害人地位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再逐渐提高的辩证否定过程，这是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的体现，也是人权保障运动发展的结果。犯罪既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也是对被害人个体利益的侵害，因此在公诉案件中，国家利益的保护和被害人利益的维护应当兼顾，“公诉权”与“私诉权”应互相制约。保障人权要求对被告人和被害人给予同等的重视，刑事诉讼中两者地位应当平等，诉讼权利义务应当对等。新刑事诉讼法在保护被害人权利上尚有不足之处，应当进一步改进、完善     

被害人向决定不起诉的检察院申诉应予以重视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但是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害人可以向决定不起诉的检察院申诉。有人认为，被害人向决定不起诉的检察院申诉，办案人员很难突破对案件的认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让他们自我纠错，本身在心理上就存在抵抗感，易敷衍对待。因此，被害人向决定不起诉的检察院申诉常被驳回，最终仍需上一级检察机关处理。笔者对上述观点不予苟同，并认为刑事诉讼法应规定被害人可以向决定不起诉的检察院申诉。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向决定不起诉的检察院申诉应得以重视。     

美国的被害人影响性陈述制度研究

被害人影响性陈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VIS),是由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家庭在量刑阶段向法院提供的关于被害人所遭受的身体上,精神上及经济上的损伤。被害人影响性陈述对定罪过程不产生影响,被害人在其影响性陈述中也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第一个被害人影响性陈述于1976年出现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随后美国所有的州都赋予了被害人提供影响性陈述的权利。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律制度的探讨

被害人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群体．我国刑法也有明文规定：由于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被害人向被告人提出赔偿请求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很多现实的案件由于没告破或被告人没有能力履行、不履行其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主、客观原因让这一规定变成一纸空文，司法机关、被害人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手足无措。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中被害人的遭遇让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机关也无所适从。     

被害人过错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与不法分担

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有别于生活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将被害人过错定性为酌定量刑情节不仅忽视了其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地位，导致犯罪认定出现偏差，更加剧其在量刑中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风险，导致罚过其罪。事实上，犯罪行为人与有过错的被害人共同分担不法与责任，关系到罪质有无、罪量大小的认定。被害人过错本质是“被害人不法”，对其进行评价不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特殊、急性的被害人过错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但不能一概将该标准套用于其他被害人过错情形的认定，否则会导致将慢性、长期的被害人过错与轻缓、即时的被害人过错等情形错误地排除出犯罪构成体系，致使不法与责任完全由犯罪行为人一人承担，有损个案公正。     

被害人特定条件下的刑事起诉权初探

新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三项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145条规定．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这两方面的案件，无论从其特点，还是从司法保障方面都与公诉案件及传统意义上的自诉案件．如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     

对法院受理不起诉案件的监督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这一规定的增设，建立了人民法炼对检察机关某些不起诉案件的制约机制，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促进严格执法，具有…     

论刑事被害人上诉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规定被害人的上诉权，仅赋予被害人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这在理论界颇有争议，认为这种立法损害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剥夺其诉讼中的权利。本文对我国被害人上诉权缺失的原因加以探讨。从公平正义、刑法目的等视角审视被害人的上诉权问题，以求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诈骗罪中“被害人释义学”和信息支配之本质

在诈骗罪的认定上，“被害人释义学”以被害人过失充当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根据，这虽然有助于限缩处罚范围，但却存在刑事政策与刑法释义学上的双重缺陷。在刑事政策上，“被害人释义学”既使刑法的规范效力陷于不稳定的状态，又有悖于我国立法者和司法者的立场。在刑法释义学上，它不符合诈骗罪“类型化的间接正犯”之学理结构，而且会造成罪刑失衡。这一观点的出现，乃是更改了“怀疑”的词义和压缩了被害人同意的适用范围所致。词义以及术语含义的改动，增加了公民对于刑事后果的预见难度和刑事不法认定的恣意。在维持被害人怀疑和被害人同意的既有认识框架的前提下，不存在“被害人释义学”的适用空间。诈骗罪以针对财产转移条件的信息支配为其本质特征。在默示诈骗、不作为诈骗以及价值判断等情形中，信息支配论皆有适用的空间。     

公诉转自诉须理顺两种法律关系

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编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这一规定表明，公诉案件可以转化为自诉案件，并赋予被害人起诉权。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公诉转自诉后以下两种法律…     

非典型性绑架行为的司法认定 如何认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直接杀害被害人的行为

绑架罪可以包括故意杀人、勒索财物两个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对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直接杀害被害人后再向其亲属勒索财物的非典型性绑架行为，认定上应紧密结合绑架罪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特征。     

短信息诈骗案侦破难点及对策

侦查难点案件管辖上存在漏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立案管辖的规定,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由于短信息诈骗案件被骗对象具有不确定性,涉及的“犯罪地”包括犯罪嫌疑人手机的开户地、取款存折或信用卡开户地、直接取款地、犯罪嫌疑人的隐藏地、被害人的住所地或汇款地等等。如果按照“犯罪地”的管辖原则所有涉案地的公安机关都有管辖权。另外,受害人被骗后往往向短信息中虚构或冒用的公司、银行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但这些公司、银行可能是虚     

论我国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但是我国仍未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这就造成了大量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致使这一领域的民事权利救济出现盲区。因此,我国也有必要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被害人刑事诉讼权利行使的缺失与完善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较为重要的诉讼参与人，为了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了被害人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并且赋予了被害人较大的诉讼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或者具体操作上的一些原因，导致被害人的部分诉讼权利不能充分地行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有效的法律保护，应当引起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王海现象”律师谈

北京出了个知假、买假、打假的青年王海，迅速在全社会的商业与消费者间卷起了一种“王海现象”。不少人拍手称快，也有人怀疑王海的个人经济情况与行为动机，一时间众说纷纭。不少高层人士也纷纷给王海一个说法。那么，王海行为作为一种以法律为导向的行为，作为律师，其看法应最为接近规范，以下便是我们请到的几位律师，请他们谈一谈对“王海现象”的看法。张德荣（张涌涛律师事务所）王海现象源自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通过对这一规定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规定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1）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