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与反腐败的对策

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的成本收益与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之间的博弈: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如果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则他们会采取腐败的行为,否则,则相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取决于反腐败的力度,取决于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如果反腐败收益大于反腐败成本,则政府会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反腐败。     

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医疗领域职务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当前制度安排的缺陷。我国在医疗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公立医院逐渐丧失了公益性,强化了医务人员的逐利动机,导致医疗腐败案件日趋严重,而医疗腐败的加剧,又使医疗体制改革面临新的困境。罪犯从事腐败活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即对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的权衡。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出发,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预防职务腐败的一系列相关对策。     

遏制和预防公务员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公务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尚有缺陷,导致腐败成为“高收益低风险”行为。从微观经济学理论出发,建立成本——收益模型和公务员腐败——廉洁选择的决策树模型。通过制度创新,使腐败成为被查处概率极高、政治风险极大和经济成本极巨的行为。同时,提高公务员廉洁收益。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通过对“c-d模型”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不但腐败出现群体性、隐蔽性、标的越来越大等特点,同时反腐败的时滞也越来越长,而且腐败的边际成本有渐小的趋势,这导致腐败程度有无限扩张的自我膨胀趋势。因此,反腐败既要从“公权方”的角度入手,又要从“市场方”的角度来分析。     

成本收益理论：腐败与反腐败的机理

腐败者在进行腐败前大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与可能带来的损失进行比较和衡量,即考虑通过腐败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收益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收益与成本的关系。对于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来说,只有当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权力拥有者才会铤而走险并运用其手中的权力实施腐败行为;反腐败同样存在成本与效益的问题。腐败的成本收益和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两者有所区别同时也相互依存,腐败者的收益往往包含于反腐败所能得到的收益中,而反腐败成本的提高往往为了提高腐败者的成本。因此想有效的控制或遏制腐败,就应当从提升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甚至从减少反腐败成本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性建设。     

基于“成本--利益”理论的腐败与反腐败分析

现阶段导致我国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腐败仍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为。试用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模型，将腐败主体～公职人员设定为“理性经济人”，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提高腐败成本，降低腐败收益，使之成为“高成本，低收益”的行为，是有效预防腐败的有效路径选择。     

公务员腐败成本与收益比较分析

文章通过对腐败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得出腐败行为的根本动机在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并对公务员廉洁与腐败微观机制进行阐述,认为制度的缺陷为腐败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通过对腐败机理的认识,得出遏制国家公务员腐败的根本措施主要在于制度创新。     

关于提高腐败成本的思考

反对和防止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提高腐败成本,是加大惩治腐败的一个治标措施。要借鉴我国古代及当今国外提高腐败成本的做法,运用法律手段,加大政治处罚力度,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完善监督机制。这是遏制和清除腐败的一剂猛药。     

腐败的界定及反腐倡廉的经济学思考

腐败是指担任公职的少数人,利用执掌的公共权力或公共职权谋取私人利益的行 为。我国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应该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入地加以认识。     

论腐败的根源及防范

腐败的实质是利用公职权谋取不应有的私利,腐败根源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权力运作中表现为公共决策与决策者私人利益的矛盾。防范腐败必须从公共决策设置开始,降低反腐败成本,提高反腐败的效益。     

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问题是转型期国内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思路;只有制度防范、体制创新、加大反腐败的成本,才能减少腐败的机会,从根本上消除其滋生漫延。     

腐败的预防制度

我国现阶段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腐败的滋生蔓延既与诱因、机会和成本等密切相关,根本上还在于制度上的缺陷。加强预防制度的建设,是防腐于未然的根本途径。要通过着力构建抑制腐败诱因、减少腐败机会、增大腐败成本的相关制度,堵塞腐败发生的制度漏洞,切实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     

关于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的思考

当下,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国惩治腐败的方针是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因而,我们更注重腐败预防机制的构建。我国目前缺乏预防腐败的中央级专门立法,这给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创造了空间。然而,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呈现参差不齐的现状。2013年广东省两个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的出台成为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专门立法的良性实践。在充分肯定两部地方立法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我们仍然需要借鉴国际预防腐败的先进经验。     

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预防和治理腐败必须在综合治理上下功夫,从源头上预防。其有效途径主要是:一、领导廉洁是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关键。领导干部所处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是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关键。因此,要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更好地发挥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表率作用。领导干部必须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搞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重要现实意义,身体力行,严格自律,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做到严治家,慎交友,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诱,不为人情所扰,在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都能经得住考验。领导干部必须严格…     

监督对遏制官员腐败意义的经济学分析

影响官员腐败的诸多因素中,官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是重要的因素。通过经济学的分析,验证监督要素对官员腐败的影响至关重要;采用干预、遏制和惩罚腐败的政府和公众监督的合围策略,以法制建设、部门监督、公开透明的官员管理体系、新闻媒体攻略和群众举报等途径,对腐败现象进行有效监督。     

最优化刑事政策体系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最优化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投入边际成本等于刑事法边际收益,达到净收益的最大。因此,过于严格的刑事政策和过于宽缓的刑事政策都是低效不经济的,只有建构二元刑事政策体系才是理智之选。所谓二元刑事政策,即为针对脱轨行为和犯罪行为采用不同的反应机制,结合具体情况确定采取社会反应或国家反应,充分发挥社会调控手段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既可降低投入成本,又可使刑事法高效运作。     

预防腐败的基本思路辨析

着眼于反腐败斗争的现实,在预防腐败的基本思路上需要调整和完善,即需着重解决自身的问题,着重解决制度的问题,着重解决民主的问题,着重解决特权及既得利益的问题。     

论警察腐败的道德预防

警察腐败在我国还普遍存在,导致警察腐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而道德上的原因主要表现在道德信仰和道德信念危机、道德人格异化、道德心理失衡。预防警察腐败,除了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外,还必须提升警察的道德素质,这样才能真正从源头上起到预防的作用。     

提高腐败法律成本的思考

公务员是执行公务的公共人,必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每个公务员又是一个经济人,会利用各种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公务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法律成本较低,贪污腐败就难以避免和遏制。加大对违法违纪公务员的处罚力度,提高腐败的法律成本,可以抑制公务员腐败的内在动机,促使公务员履行应尽义务,加强勤政廉政建设。     

权力腐败的预防与制约

剖析了权力腐败存在的根源,提出了监督与制约权力腐败的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