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治安案件办案质量的三个关键问题

随着普法的深入及公民法律、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民告官”的治安行政诉讼案件明显增加,公安机关败诉比率也呈上升趋势。因此,公安机关必须努力提高治安案件办案质量。不仅应注意治安处罚中有关证据的准确使用,还应注意治安处罚中自由裁量权的公正、合理运用及办理治安案件的程序合法化。     

析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搜集

近年来,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毒品犯罪案件亦是如此,侦查人员必须提高证据意识和诉讼意识,及时搜集、固定关键物证;善于发现、提取间接证据;注重搜集"口供"以外的证据;加强物证、书证鉴定工作;规范视听资料的搜集工作,并且使所搜集的证据客观、真实、全面,经得起庭审的质证,充分发挥其功效,努力提升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整体能力.     

公安机关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实现路径管窥

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同时也被赋予刑事侦查职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为行政证据司法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公安机关执法取证工作提出了挑战。实践中,因公安机关采用不当手段或违反法定程序非法取证,导致可能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行政证据能力降低,甚至丧失。因此,需要以规范公安机关执法取证行为为基点,提升行政证据司法化的效率。     

公安机关适应新刑诉法的关键是提高证据意识

修改后随刑诉法给公安机关办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使公安机关在收集取证方面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公安机关要想尽快适应新刑诉法,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证据意识,在取证上注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要改变传统的取证方式,加强对证据的收集、审核和运用,把公安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侦查中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是保障司法公正与人权,实现正当程序和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在侦查工作中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困境:一是非法证据判断标准不一,执法中不宜把握;二是监督机制运行乏力;三是存在隐性违法、证据漂白现象;四是部分民警的非法证据排除意识不强。需要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实体性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监督机制,转变侦查理念,加强科学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从而突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规定仍然停留在概念层面,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负责发现非法证据的部门及内部工作流程、公安机关负责人认定非法证据情况的程序、相关的救济制度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由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确实存在阻力多、动力小的问题,基于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征,我们不宜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引入过多的对抗因素来促进非法证据的排除。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应当突出侦查活动的固有规律,立足于侦查程序内部的单向排除模式,简化排除程序设计,贯彻及时排除原则。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

公安机关在侦办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时要严格把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创新打击传销犯罪的侦查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侦查手段,准确认定传销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通过勘验、搜查传销窝点现场,讯问传销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询问参与传销人员,勘验、检查会计资料等侦查手段和方法,全面收集传销证据,完善证据链条,达到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证明要求。     

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及出路

在侦查中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从源头上遏制非法证据进入司法程序。然而各地公安机关在适用该规则的时候,并没有出现预想的效果,其原因主要是立法模糊导致对非法证据判断标准不一,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方式无法有效落实,公检法对非法证据监督行为的缺失等。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公安机关需要从完善讯问立法和相关配套措施,强化侦查机关的内部审核职能,改进现有考核机制等方面来进行。     

试论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取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由于证据意识不强,在办案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导致证据的证明力下降甚至无效,降低了办案效率,影响了办案质量。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一是侦查人员应转变观念,牢固树立“证据第一”的思想;二是要强化侦查人员依法取证的观念;三是侦查人员要提高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四是公安机关应建立、健全各种工作规范和制度,促使侦查人员不断提高证据意识。     

证据裁判原则下完善公安机关刑事证据审查机制的思考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更加强调证据裁判和直接言词原则,对侦查取证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公安机关近年来发现、获取、解读刑事证据的能力逐渐提高,取证的规范化程度也有较大提升,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公安机关应将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纳入执法管理范畴,尽快制定、完善刑事证据收集工作指引,建立以办案部门主责的证据审查责任制,充分发挥法制、预审部门的职能作用,建立新型侦检关系和侦辩关系,从执法源头和办案过程的不同环节强化证据审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有效提升刑事办案质量。     

试论治安案件调查——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研究之三

公安机关受理治安案件后,调查取证的过程、顺序、方法和步骤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是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实施处罚正确与否的关键环节。治安案件调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科学态度,全面、及时、合法、客观、公正地收集、调取、审查、核实有关证据,履行法律手续,为准确认定案件性质,依法追究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     

排除民事非法证据的伦理基础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予以排除。排除民事非法证据首先具有群体性的伦理基础,目的在于维系用于凝聚社会和传承民族时代精神的伦理善观念;其次具有个体化的伦理基础,为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人格尊严和权利的个体化伦理善观念所必要;最后是程序正义的法伦理的内在要求。     

讯问笔录中特殊语言的记写规范探讨

写作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因此在公安院校的写作教学中,除了写作理论的讲授外,重要的是训练学生掌握实际操作的能力。讯问笔录作为诉讼证据之一,或作为记载固定违法犯罪证据的手段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办案实践中,不少讯问笔录不符合写作和法律规范,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质量不高。侦查人员要作好讯问笔录,事先应熟悉案情,作好讯问计划,同时应掌握一些特殊语言的记写方法。     

公益诉讼：社会保障权救济的新路径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物质条件或相关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准和维护人之尊严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以社会本位为价值目标，社会保障权具有公益属性。传统三大诉讼救济社会保障权存在障碍，公益诉讼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诉，在诉讼目标、功能、原告资格与民主法治精神方面与社会保障权救济具有契合性。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需扩大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赋予当事人诉权，合理分担举证责任与诉讼费用，构建激约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作用。     

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方法”的司法认定

对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方法"含义的界定,应当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出发,遵循刑法解释的基本方法。对一种行为是否属于"危险方法",应当放在犯罪构成要件的视野下,对其具体行为进行考量;在司法实务当中,对是否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的断定要注重客观行为,重事实、重证据。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和建议很有必要。     

关于科学证据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刑事诉讼中侦查主体实施技术性侦查将大量运用科学证据。对科学证据之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与刑事诉讼发展潮流相适应。科学证据是指其发现、收集、固定和揭示符合现代科学标准且对案件事实有证明意义的物质载体。科学性、多元性和依赖性是科学证据的特点。科学证据应当定位为新的证据分类形式。     

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的有限告知同意制度研究

对于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是否需要告知信息主体并征得其同意这一命题，法律规范呈现三种态度，司法实践亦呈各异形态。完全告知同意论未能正视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个人信息”特性，不具有逻辑自洽性与现实可行性，有违信息主体的意思自治。告知同意豁免论未能关注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公共物品”特性，忽视了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并会加剧对信息主体的侵害。有限告知同意论能准确契合双重特性，协调交易成本与安全保护的利益冲突，兼顾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社会公共面向和个人识别面向。有限告知同意论的具体展开应对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情形进行类型化构造，分别适用择入式和择出式同意，同时通过安全影响评估制度进行全周期风险调控。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民事抗诉的影响

《民诉证据规定》对抗诉的积极影响有 :强化落实结果责任 ,当事人举证相矛盾 ,无法认定事实时 ,法院依举证责任判决一方败诉 ,不属错误 ;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的确立 ,促进检察机关坚持原审案卷审查 ,弱化职权调查 ,排斥新证据 ;严重违反质证规则 ,应属适用程序法错误 ,强化程序公正观念 ;确立法律真实证明要求、证据裁判主义、自由心证理念和“高度盖然性”最低证明标准 ,审查抗诉也应遵循这些规范。消极影响有 :造成法律适用的冲突和混乱 ,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缩小了抗诉范围 ,且难以认定法官枉法裁判的行为。     

凶杀案现场案犯自杀的认定依据

凶杀案现场勘查中对凶杀案案犯自杀于现场的认定依据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现场是否有死者以外的人进出的痕迹;现场是否有死者以外的人留下的与作案有关的痕迹物证;杀人凶器是否遗留在现场;现场物品有无增减或变动;现场是否反映杀人动因;死者死前的心理活动;凶手自杀与现场痕迹物证的形成有无矛盾;结合尸检分析,致命伤是否符合自己形成,自己能否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