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体系演化与春秋时期的霸权更迭

权力转移会伴随大规模战争吗?如果回顾中国古代经验,春秋时期霸主国的更替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文章从体系演化和规范变迁的角度加以解释,并提出以下假设——权力转移过程中是否爆发大规模战争,除了受到崛起国与霸主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大国崛起方式究竟是采用尊周模式还是强权模式的影响。春秋初期霸主国选择尊周,但是周天子接受霸主国的地位会导致自身合法性被削弱,进而导致规范退化,使之后的崛起国更倾向于争强模式,结果便是大国战争增多。文章构建了两个三方演化博弈——周天子、崛起国和霸主国的三方互动,以及周天子、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三方间的互动,博弈均衡解印证了上述假设。此外,文章还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的争霸路径进行了案例比较,从而有力解释了为何春秋早期争霸战争较少而春秋晚期战争增多的现象。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中美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权力变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不断蔓延,中国对外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援助与物资供应维护了众多国家的卫生安全.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上显现出实力要素构成比例失调下的权力变更.由于中国在中低端医疗产业链上具有相对优势,其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政府有效性更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维护全球公共安全领域的短期领先地位.在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大背景下,权力变更正在改变涉及核心利益"低阶政治"领域的权力可让渡性,并激发守成国(美国)采取一系列旨在维持自身优势的预防性行为,客观形成对崛起国(中国)的遏制.不同于传统的权力转移,政府为主所引导的权力变更能否稳固,依然存在可替代性、短期性、可逆性三种风险,这种权力变更也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安全困境.     

20世纪末以来中、美与东盟的三边互动关系——以权力转移为视角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东盟均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中、美和东盟在经贸、政治和认知方面形成了互动关系。由于经济领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和政治领域东亚一体化的排斥效应等因素,中美在东亚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移,东亚秩序经历了结构性调整。三方在经贸、政治和认知的互动相互影响并呈正相关关系,使得东亚的权力转移在和平中实现。互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三方调适和合作加以解决。     

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但它没有说明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国家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该理论在逻辑推导和经验事实上存在矛盾。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国家模武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国家模式、国际结构和互动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国家模式的变化,且从目前的国际结构和中美互动来看,由中国的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美需要注意国际体系发生病变、国际结构变迁、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和第三方等诸多因素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中美权力转移与亚洲地区体系

地区体系不仅是支撑全球霸权的组成部分,也是崛起中的大国权力与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的重要根基;地区体系不仅是国家实力、尤其是大国实力分配的场所,而且还是塑造国家之间态度、观念和身份特征的"熔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体系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动力与结果、形态与特征的最为关键的层次。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示出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定位和政策选择的深刻塑造。中美权力转移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和外交政策,而且蕴涵于亚洲地区体系的发展进程之中。只有一个保持了"主体性"的亚洲地区,以及在该地区建立更可持续和更具建设性的地区秩序架构和地区制度安排,才能够真正发挥缓解权力转移困境、进而增加全球体系和中美大国关系稳定性的作用。     

权力转移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美国权力的相对衰落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相对上升，引发了关于中关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否导致两国走向冲突甚至战争的广泛讨论。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维稳力量，中关关系本身却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如不加以管控，将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持续发酵，从而危及中美关系总体可控的基本态势。两国唯有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增加信任，才能避免掉...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概念,体现的是政治语境的互动关系,指国际行为体为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行为而施加的影响或施加影响的能力。这种能力无论体现为强制方式还是非强制方式,最终都是要使他者的意志发生改变。判断行为体互动是否是权力关系,有两个维度,一要看行为体是否具有政治意图,二要看互动结果是否体现了权力的影响。由于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可能把权力作为目的,也可能作为手段,因此在权力政治中会有不同的行为模式。     

权力转移与风险态度——美国智库对华技术竞争的策略分析

由权力变化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迁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崛起国改变国际规则及体系的意愿和行为,较少讨论主导国当面对崛起国权力增长时,其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和策略.文章引入经济学的风险态度理论,探索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在应对中国技术崛起时,改变现有规则的倾向性(风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首先以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试图解释中国技术能力的发展如何影响美国精英对中国风险态度.其次对美国主流智库从2000到2020年所出版的共计301份有关中国技术发展的完整报告进行系统编码,通过编码数据来检验该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智库对中国发展技术背后的意图、两国技术能力对比、中国技术所影响的领域三个方面的认知,会从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角度对美方的风险态度产生明确影响.然而,中国技术发展速度、自主程度以及政策优势,虽然对美方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关影响反而遵循自由主义的合作逻辑.上述发现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政策逻辑,同时也拓展了现有有关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理论,以及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理论.文章对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分析

国际体系变迁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界定标准的差异,国际体系变迁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区分。本文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是以时空标准来进行区分的。由于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存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连接关系,因而这种归类有助于避免机械地将"体系本体转型"与"体系要素转型"割裂开来。在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不同——同质性与异质性——国际行为体之间,其结构性权力变化、结构性权力的持续时间和稳定性,以及结构性权力来源领域的相对重要性等,在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充分体现了这种差异。如果当今正在发生的是又一次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即从现代国际体系到后现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那么其对新型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东亚结构变迁与中日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视角

本文对权力转移理论加以扩展,区分实力与政治权力,并探讨了全球层级体系和区域层级体系并存的情形。借助这一扩展的权力转移理论框架,本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的实力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日对东亚政治权力格局态度的变迁,以及前两项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区域稳定的影响,并讨论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对日战略。本文认为,中国崛起所导致的中日两国间的权力转移有利于东亚稳定,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东亚区域层级体系的态度逐渐由满意转变为不满意,给东亚稳定带来不确定性。本文指出,中国在全面推进与日本的战略互惠关系时,不应在日本"入常"、领土主权等争议上轻易妥协,而应承担起东亚领导者的角色,同时尽可能避免在美国的认知中成为挑战者。     

权力转移下崛起国对小国政策探因——以隋唐时期的吐谷浑与高句丽为例

在美中权力转移的时代关口,崛起国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务意义。文章将权力与文化的解释共同纳入理论框架,用突厥—隋唐时期的不对称关系加以检验,探讨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崛起国会对不同的小国施行何种政策,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其政策。隋唐对吐谷浑、高句丽的政策证实了基于权力的核心逻辑,两大国的权力对比决定了崛起国的攻守倾向,从而产生它对小国的政策基调。吐谷浑与高句丽这组最相似案例否证了文化亲和度的作用。以历史启示审视今日世局,在实力超越美国之前,中国将保持对美国的防御姿态与对小国的和缓政策。     

后美国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与国际制度改革——基于八国集团改革的理论思考

权力结构与制度变革的关系探讨历来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权力结构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权力的分散但非匀质化是其显著特征。本文认为,制度改革是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合理性诉求,结构的变迁会对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支配国和受益者形成某种改革压力。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变迁的长期性决定了制度改革的继承性和包容性。从总体上看,世界权力关系的变迁将会导致国际规则的调整和完善,倾向于制度的不断演化而非完全替代。     

制度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中小国家多边外交的逻辑——越南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分析CSSCI

联合国安理会常常是“大国行使权力的舞台”。其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其拥有“大国否决权”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非常任理事国并非一种摆设,其不仅对常任理事国具有一定的制约,而且在安理会的日常运作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2020—2021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越南不仅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推动东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巧妙地将南海问题嵌入联合国平台,借此推进其利益的实现。本文认为在非常任理事国职位上,越南综合运用国际机制赋予的制度性权力和关系网络派生的关系性权力,通过设置议程、执笔文件,以及集体行动和借用大国等方式塑造国际舆论偏好,约束限制了他国的行为。在世界权力架构加速分化和重组的背景下,大国应密切关注中小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新动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大国,都应当保持高度警醒,管控好分歧,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促进国际组织发挥和平、合作的正面作用。     

关系性权力与亚太海洋安全合作“东盟中心地位”构建

东盟中心地位实质上是弱国掌握强关系性权力,进而“反领导”强国的区域态势。关系性权力是指行为体互动过程中掌控与管理关系资源的能力,关系越强,则关系性权力越强。一般认为,关系强弱是按物质实力决定的,但弱关系(主体)未必有弱(关系性)权力。东盟利用其构建的区域关系网络掌控了强关系性权力,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中心性和主导性作用。亚太海洋安全合作实践是东盟利用其关系性权力优势构建中心地位的典型案例。通过制度设计、限制策略、互惠策略和规范建设四种实践路径,东盟实现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海洋安全合作架构的建立与运行。这一合作模式突破了霸权对区域的支配,实现了小国主导的区域海洋安全合作关系。但由于外部干涉和东盟自身的弱点,“东盟中心”区域架构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编者的话

中国的崛起重新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于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关系的热议。在大国无战争这一前所未有的现实背景下,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竞争机制?杨原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寡头企业行为规律,就当今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提出了一个动态理论框架。其分析结果表明,在大国无战争条件下,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与霸权国竞争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机会,并由此获得小国的支持。当前,在美国业已抢占国     

民族主义、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与南海争端国对华对冲差异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东南亚三个主要的南海争端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普遍采用对华对冲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三国的对华对冲差异何以存在仍是个尚需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结构具有较高自主性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诉求强度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是影响三国对华对冲差异的主要因素,导致三国分别实施了对抗、均衡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冲。二者通过执政者的合法化战略影响对冲的实际演化,弱民族主义诉求推动争端国采取合作型对华对冲,但随着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集中化,争端国将采取均衡型对冲;在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分散化的情况下,争端国将采取对抗型对冲。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的未来演变可能导致南海争端国实施更具对抗性的对华对冲战略,推动南海局势发生于中国不利的变化。     

欧盟权力属性的多维解读

欧盟的权力在内涵与张力方面体现出介于领土与非领土、软权力与硬权力、强力与非强力之间的"中间性"特点。欧盟对内统合的绩效集中体现于对民族国家领土政治的修正,对外则通过经济资源的政治化运作使自身渐变为一个具有体系性影响力的"世界行为体",其对内与对外作为植根于"同一"的本源性驱动力,即为资本的积累与扩张以及社会和政治进行不断的调整与重构提供所需的条件。     

编者的话

正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不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更是当前中国对外实践的重点所在。本期两位作者分别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李巍关注了全球贸易体系中权力转移引发的国际贸易制度领域的主导权竞争问题:守成贸易大国美国正在构造排他性的新国际贸易制度体系,崛起贸易大国中国则通过搭建自己的自贸区网络,对冲美国施加的制度压力,这加剧了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对抗和全球贸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创议成为世界政治的热点话题。文章认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应从理论与政策、历史和现实等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要想准确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实质,一方面需要超越现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旧有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包括中美在内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一主导国"二元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总之,只有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才能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具备的学理基础和现有条件,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并努力"预为之谋"、最大限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