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预期和威胁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认知差异的两个重要变量。经济预期直接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偏好,威胁认知则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倾向,两者共同决定了东盟国家加入或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背后的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持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均比较强烈,因而坚定加入该框架;印尼、泰国都谨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但前者持比较消极的经济预期、对华威胁认知趋强且在一定限度内,而后者则持比较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柬埔寨对“印太经济框架”持消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很弱,因而拒绝加入该框架。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差异化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有必要对东盟各国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诉诸精细化的应对策略。     

美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及分歧

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差序地位为双方提供了较大的合作空间。从数字经济的四要素分析框架来看,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基础部分的合作基础深厚,在数字行为体部分的合作聚焦于数据中心建设和数字媒体运营,在数字化应用领域的合作重点是智能工厂和智慧城市建设,而双方在数据治理领域存在明显分歧。展望未来,东盟内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理念的差异、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战略的不稳定性、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取向的分歧以及大国博弈加剧带来的新挑战,都将给美国与东盟推进数字经济合作造成影响。尽管如此,美国与东盟仍将继续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协调,并在数字贸易、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据保护与流动等议题上开展多边合作。面对美国在双方合作进程中的地缘战略意图,东盟将坚持战略理性,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     

美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及分歧CSSCI

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差序地位为双方提供了较大的合作空间。从数字经济的四要素分析框架来看,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基础部分的合作基础深厚,在数字行为体部分的合作聚焦于数据中心建设和数字媒体运营,在数字化应用领域的合作重点是智能工厂和智慧城市建设,而双方在数据治理领域存在明显分歧。展望未来,东盟内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理念的差异、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战略的不稳定性、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取向的分歧以及大国博弈加剧带来的新挑战,都将给美国与东盟推进数字经济合作造成影响。尽管如此,美国与东盟仍将继续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协调,并在数字贸易、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据保护与流动等议题上开展多边合作。面对美国在双方合作进程中的地缘战略意图,东盟将坚持战略理性,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     

“印太经济框架”:日韩的认知与回应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积极推进“印太战略”布局,为补强经济短板,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这可以被视为美国拼凑的制华框架,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与对抗性色彩。日本与韩国既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又是美国的亚太盟国,两国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回应值得关注。总体来看,日韩皆参与了“印太经济框架”的创设并有积极的认知与回应。相较而言,日本在全力支持“印太经济框架”的同时显示了更多担忧,而韩国则在积极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寻求保持独立性。日韩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将导致亚太区域竞争加剧、地区国家选边压力增大、中美竞争加剧等众多负面影响。中国应警惕“印太经济框架”带来的风险,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中日韩地区合作,促进地区共同发展。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安全竞争

拜登政府以实现“自由而开放的印太”为名,积极推行“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围堵,使中美双边安全关系日趋紧张。本文首先对拜登与特朗普的“印太战略”进行比较,指出尽管二者在整体思路和基本逻辑上存在延续性,但拜登政府更为注重经济与安全策略的统筹、同盟与伙伴网络的整合,以及对华竞争、合作与对抗手段的相对平衡。其次,本文从安全理念、安全规则与安全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中美“印太”安全竞争的深层动因,指出美方在奉行零和思维的“绝对安全观”、宣称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同时,却践行霸权政策、积极组建“集团对抗式”的军事联盟机制。而中国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遵循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主张“结伴不结盟”,并致力于维护区域共同安全。最后,本文结合“印太”区域国家对中美两种类型安全观的态度、俄乌冲突对美国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美国“印太”经济战略的缺陷等多方面因素,对中美在“印太”地区安全竞争的前景加以分析和展望。     

美国印太战略的东南亚化及对东盟的影响CSSCI

美国自提出印太战略以来,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印太战略支柱型国家积极响应,各自出台了本国的印太战略,形成了所谓四国机制。地处美国印太战略核心区域的东盟一直没有受到美国应有的重视,东盟对于印太战略也表现出迟疑态度。东盟认为,美国印太战略阻碍了东盟的发展和安全。美国出于无法单独应对中国的认知,推行印太战略的东南亚化而非东盟化,目的在于安全上侵蚀东盟的作为空间,实质上却消弭了东盟的内部团结,动摇了其在该地区的中心地位,最终给东盟造成经济地区主义与安全地区主义、传统安全的方式与东盟方式之间的矛盾和维护东盟外部中心与内部团结冲突三大困境。东盟虽会采取相应的应对方式,但却面临对其国际地位的考验。     

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以“印太”战略支点国家为重点

随着印度洋战略价值的上升,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基础上推出了"印太"战略,其战略实质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缔造战略支点,并将其塑造成美国霸权下的多极格局。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它们自身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引导下,战略支点国家将对南海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将加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考察美国"印太"战略特别是其支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有益于我们全面地分析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提出应对策略。     

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的扩张和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地区发展与世界秩序。20世纪末,美国就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会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构成挑战,于是依托与合作伙伴的多边联系,希望把北约引入亚洲,使北约参与到“印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当中,并将“印太”地区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复合型多层级联动系统,帮助美国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就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为自己插手亚洲事务寻找借口。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将俄罗斯视为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将中国认定是“印太”地区最大的安全挑战,并以此为由深度参与欧亚、“印太”事务,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一起进一步加强与“印太”地区的联系,迅速扩大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建设,高度强调意识形态阵营,在中国周边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在“印太”地区相互呼应,促进其在该地区利益,塑造地区秩序,维护地区霸权,层层包围中国,干扰中国对自身主权的维护,制约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为中国周边带来诸多挑战,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合作与发展。     

浅析东盟的“人的安全”理念

人的安全是一种将人视作安全主体的全新安全理念。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开始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东盟试图从广义上来理解人的安全并突出其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一面,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方面东盟强调两者的互补性,在与人权相关的干涉等问题上则固守其传统的东盟方式。东盟之所以能够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主要是因为冷战后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变、地区已有综合安全观的积淀、非政府组织的推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欧盟战略自主与欧版“印太战略”

为提高国际社会影响力,实现“新安全战略”,应对“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危机和挑战,欧盟强化战略自主并培育安全力量建设。随着印太地区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增强,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断加强与印太的联系,力求成为该地区新的战略参与者。欧版“印太战略”,以日欧贸易协定为蓝本,优先发展对日关系,联合介入印太,通过与印太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探索在这一地区建立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强调经济与安全并重发展;法英在欧盟介入印太过程中充当先遣队。它以维护自由与开放、繁荣和稳定的印太秩序为切入点,使欧盟成为这一地区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利益攸关方,谋求与中美在印太地区实现战略平衡。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东盟及其成员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反应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地区。东盟及其成员国一方面认识到"一带一路"带来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对"一带一路"怀有疑虑。因此,东盟及其成员国一方面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另一方面也采取措施降低"一带一路"的消极影响。通过分析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疑虑和采取应对举措的特点,发现东盟中心地位是东盟及其成员国进行互联互通建设的基本原则。因此,回应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核心关切,切实尊重东盟中心地位原则,是未来推动"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行稳致远的关键。     

“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斯合作

近年来,由于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印太战略逐步从构想转变为现实,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和以印度为首的域内国家不断加大对印度洋及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投入,使得印度洋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这不仅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我国倡议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国,人口不多,经济实力不算强,在印太战略中也非核心国家,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和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的国内外政策与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国内政局稳定性下降,对外政策出现摇摆,经济增长率下降,民生改善缓慢,恐怖活动增加,民众意见日益多元化,这值得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程中高度关注。     

日本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战略”总体构想的延续与发展。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促进“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升战略自主。岸田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外交、防卫等方面全面推进“印太战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战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第二,日本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第三,日本“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而实现战略自主。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此外,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制约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应稳妥应对,管控分歧,将中日关系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印太”战略的南太平洋攻势:现状、动力与前景CSSCI

南太平洋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成为美日澳印“印太”战略的政策发力点。太平洋、东南亚和印度洋共同构成地缘意义上的“印太弧”。南太平洋与其他地区相比,在从“亚太”向“印太”的视域转换过程中,获得了战略地位的巨大提升。由于美日澳印四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天然优势,太平洋岛国成为各国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方向。对冲“一带一路”的影响力,是“印太”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美日澳印加强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将进一步加剧南太平洋地区的大国竞争,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太平洋岛国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面对“印太”战略的南太平洋攻势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太平洋岛国面临重大外交抉择。     

“印太北约化”:内涵、表征及影响

自美国“印太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对“印太北约化”倾向的关注日益增强。既往研究往往强调“印太战略”实践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效仿北约的政策倾向,并未触及对这一趋向产生的政策根源的深入探讨。理解“印太北约化”,不能脱离美国对外安全观念变迁的宏观背景,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应包含三个方面,即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观念的“北约化”类比倾向、在发展同印太国家关系时的“北约化”路径依赖,以及在介入地区事务过程中的“北约化”思维定式。对于中国而言,深入理解“印太北约化”的内涵、表征与影响,有助于在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为未来应对区域秩序动荡和中美关系发展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提供参考和启示。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与我国因应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的“布鲁塞尔效应”在实践中同时出现了“事实上的限度”以及“法律上的限度”。前者是指数字企业通过业务拆分、法人人格分割、法律选择与管辖权设置、专门化隐私政策安排等方式,将非欧盟业务与欧盟业务进行剥离并适用完全不同的法律标准;后者是指他国法律传统与欧盟规则的互斥、他国数字经济实际需求与欧盟的差异,以及一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缔约需求对欧盟法影响的削弱。“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源于他国企业与政府对于是否接受欧盟法的“成本—收益”分析。我国需防范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对我国的价值输出,“扬弃”式地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以“互利共赢”为基础推行数字经济规则共建。     

助推实力与地位：大战略视角下法国“印太战略”再定位

自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转型以来,法国逐步确立基于战略自主的“平衡大国”大战略目标。在地缘政治压力下,法国希望通过国家实力建设和国际地位伸张两种战略手段实现该目标。尽管“印太地区”位处法国地缘战略的“边缘地带”,却是集法国海外领土、全球经济引擎、中美战略博弈和地区秩序尚未定型的“元地区”为一身的关键场域。在基于战略自主的“平衡大国”大战略目标指引下,法国“印太战略”显露出国家实力建设和国际地位伸张双重逻辑：一是围绕“战略自主”提升国家实力,通过维持海外领土军事部署、赋能经济活力和保障供应链安全,弥补法国在大国战略竞争中谋求“战略自主”时面临的物质性实力短板,并为法国战时经济转型提供韧性保障。二是聚焦“全球性平衡大国”伸张国际地位,表现为在地区稳定中发挥平衡性力量,呼吁回归“真正的多边主义”,以此强化国际社会对法国全球性大国地位的集体认知和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