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党内合作"——兼评"党内合作"方式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方式进行合作的建议最早是由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提出并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陈独秀对“党内合作”方式有一个由反对到接受,再到四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过程;从马林提出“党内合作”的依据、共产国际采纳“党内合作”的原因、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的目的看,“党内合作”是最好的合作方式的传统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伊始,对国民党内部反对"合作"者的态度不坚决,与共产党"合作"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思想,又选择了影响两党关系健康发展的非平等"合作"方式——党内合作,且其政治纲领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存在一定的分歧。孙中山的这些个人因素,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之一。     

温和的碰撞与诚挚的合作──孙中山与鲍罗廷

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时间内，与一位苏联人一苏联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一结下跨越意识形态和国界的友谊。这是通过温和的碰撞和诚挚的合作建立起来的友谊。这种不同寻常的友谊不仅在中国革命的转折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话题。鲍罗廷是由斯大林提议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1923年7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以电话联系的方式采纳了这一提议。8月2日，政治局正式批准这一提议的同时，以三个“责成”明确规定了鲍罗廷在中国的行动准则和义务：“责成的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     

论孙中山“联共”的思想

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将涣散无力的国民党改组为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以有效地进行反帝反封建和重造民国的斗争,是孙中山晚年革命战略思想的核心部分。对于孙中山晚年“联共”一事,国内外史学家的认识和解释不一致。本文对孙中山“联共”的原因、目的、政策及其行动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一、孙中山是“容共”还是“联共”? 对孙中山晚年允许与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一事,中国大陆的学者称之为“联共”,而台湾及海外的学者则称之为“容共”。长期以来,国民党的官方与史     

党史文摘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失误的原因,流行的看法是“四过”。但王前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发表文章认为,即使农业合作化步子走慢些,农业合作经济也未必能办好。导致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失误有其理论上、思想指导上的原因。1、对农业改造目标的认识有片面性。当时我们的认识基本上是:变革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基于这种认识,农业改造的任务实际上就变成变革所有制一项了。2、对合作化组织形式的构想未能摆脱斯大林设计的模式。即“个体农业——小集体——大集体——全民”,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使公有化程度远远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的评价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內合作”形式,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积极作用:一、加快了国共合作的形成,促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迅速到来。因为孙中山是反对“党外合作”形式的,他要求中共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民主革命。中共若拒绝孙和共产国际提出的“党內合作”形式,国共合作时间必然推迟。二、共产党员置身于国民党组织,一定时间内有利于扩大政治影响,有利于壮大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打击右派。三、向中外     

孙中山“容而不联”思想浅析

在大革命时期,孙中山主张同共产党“容而不联”,实行党内合作。这是孙中山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转变的结果,其动机在于:通过党内合作,给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通过一支新生力量的帮助,改造国民党,以实现国民革命未竟之业;当然,也有国民党领导共产党的意向。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伊始,时国民党内部反对"合作"者的态度不坚决,与共产党"合作"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思想,又选择了影响两党关系健康发展的非平等"合作"方式--党内合作,且其政治纲领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存在一定的分歧.孙中山的这些个人因素,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之一.     

股份合作制企业如何开展民主管理

有人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既然存在职工个人股,那么这种经济形式实际上是私有化了;也有人认为,把国有资产出售给本企业在册职工,就是国有资产私有化了,因此企业的性质应该是私有企业,“老板”说了算,不存在民主管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特征与性质于一身的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以股份制方式建立企业产权制度,实现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并按照股份和合作的原则建立企业分配制度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组织形式。     

试论孙中山“考试权”思想的由来

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政体，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的基本设想，并在不同时期作了多次的阐述与论证。增设“考试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孙中山主张单独设置考试院，强调考试乃官员选任的必经程序，实行与选举、委任相配合的考选方式。这一思想，既离不开孙中山对西方政体的体察与审视，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认知的结果，同时也与其本人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根本上说，“考试权”的设置有利于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的达成，是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论孙中山对国共合作方式的表述——兼辩“容共”与“联共”

长期以来,关于孙中山对国共合作方式的表述问题,史学界一直存有分歧。一般地说,港台史学界把它表述为“容共”,大陆史学界把它表述为“联共”。为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港台史学界坚持“容共”说,否定“联共”,称“联共”是中共在孙中山逝世后编造出来的;大陆史学界则坚持“联共”说,批驳“容共”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背叛。进入80年代后,部分大陆史学家开始认可“容共”说,但在“容共”的内涵上,他们认为:孙中山“容共”中的“容”,意在“容纳,接     

李大钊与孙中山的情谊

李大钊与孙中山,分别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他们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走到一起。他们相见及至分离的时间并不长,但感情却非常真挚。孙中山称李大钊是真正的革命同志,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对孙中山十分仰慕和敬重,他盛赞新三民主义,积极参与改组国民党,由衷地高呼“中山主义万岁”。     

“乐活族”的快乐生活

当有些人还在追求名牌轿车、山珍海味带来的虚荣和奢华时，“乐活族”们不得不感叹那些人落伍了。因为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吃绿色有机食品、穿棉麻天然织物、使用二手货品才是当前新的流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乐活”——注重环保和可持续性，并把生态与身心健康放在名利之上。接受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则被称为“乐活族”。     

李大钊与孙中山

李大钊和孙中山,分别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他们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走到一起。他们相见及至分离的时间并不长,但感情却非常真挚。孙中山称李大钊是真正的革命同志,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对孙中山十分仰慕和敬重,盛赞新三民主义,积极参与改组国民党,由衷地高呼“中山主义万岁”。     

抗战期间三个谜

孙中山在中山县翠亨村的故居,日本兵不敢乱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孙中山的堂侄说,这是因为日本天皇敬慕先后十四次东渡扶桑的孙逸仙,重其“博爱”之怀,令军人对孙先生居屋、遗像不得无礼。远到日本人民当年就反对派兵入侵“孙中山的故国”。孙中山多次在日本国民中演讲,侵略     

试论大革命时期的两种统一战线思想——与刘永明商榷

刘永明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发表的《论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制定“联共”政策的内因》一文,对于进一步研究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形成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刘永明同志在结论部分作出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最早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论断,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初步形成,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三次要求退出国民党

1924年至1927年的国共合作,是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內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多次顶住国民党内右派分子对国共党内合作方式的反对,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坚持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使之成为中国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组织。党内合作建立前后,虽然也曾出现过右派分子的分裂图谋,     

“身边人”与“馊主意”

为领导出谋划策是其“身边人”的重要职责,现实中他们也确实给领导出了不少好主意。但出于各种原因,有时候某些人出的主意却可能是“馊主意”。说其是“馊主意”,因为主意中有如下“馊味”:一是“以偏概全”。主要表现为“三重三轻”: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形式、轻内容。“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是自私自利思想在作怪,不管他心中明不明白这种主意的危害,     

《国共合作简史》中的一处错误

李淑媖、肖学信所著《国共合作简史》中第37页,在阐述陈炯明叛变革命对孙中山的打击时,引用了孙中山的一段话:“文率(即陈炯明——笔者注)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作者将“文率”解释为陈炯明,是不符合原意的。“文”是孙中山的自称。《简史》中引用的这段话出自《致国民党员书》一文。在这篇文章     

“海峡两岸应该互相接纳”

6月6日上午，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纪念辛亥革命00周年”图片展览开展。从台湾远道而来，为展览剪彩的台湾退役将军王文燮说：“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大陆十大元帅里，就有5人曾是黄埔的教官或是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