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使政治体系良性、有序运行的重要保证.亨廷顿甚至认为“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看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状是:一方面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供给不足.究其原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化程序低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扩大,缺乏规范的选举制度导致选出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低.改革和完善的途径在于: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建设,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完善选举制度,按照委托—代理原则规范代表选举.     

中部地区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基于河北省安新县A村的实地调研

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政治文明的进程。河北安新县A村农民政治参与案例表明,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村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主动性组织化程度较低、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较低、政治参与非制度化可能性仍存在的特征。健全中部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对策,应当从加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社会地位,早日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组织等方面入手。     

论点集萃

□摘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董树伟曹月柱撰文分析:当前,在积极良性的政治参与之外,我国一些地方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日益增多。所谓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部分农民由于对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缺乏科学理性的分析,不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程序和法律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从个人好恶、个人感情出发宣泄不满,盲目行动。目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的参与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其表现方式主要有行贿、抗议、写大字报、越级上访、集体上访、报复村干部,甚至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冲击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等等,…     

当前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剖析——辽南三村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政治认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现象。基于辽南三村调查数据的剖析,当前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现状为:在政治心理方面,理性与感性矛盾呈现;在政治参与方面,制度化参与受限,非制度化参与增多。     

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从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谈起

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应采取切实措施.化解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其主要路径如下:提高农民政治素质,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准备主体条件;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环境;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夯实组织基础.     

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但目前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因此,研究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构建和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对实现我国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困境与路径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农民工具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现阶段,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热情较高,但参与水平总体较低;现有的政治制度为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总体上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不高。解决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问题,应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健全听证制度和信访制度入手。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本分析和理性思考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为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渠道。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中的无权地位,使农民为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甚至以上访、自杀、暴力抗争及有组织抗争等方式来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上的代价、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也严重影响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理清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畅通农民制度内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有效性,降低农民政治参与的成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常常通过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威胁、围攻基层政府、静坐示威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给政府施加压力。探寻深层原因,主要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滞后与短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与单一、基层政府基于自利与无奈的行为失范以及农民传统意识与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应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制度供给,疏通并拓宽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规范基层政府行为,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等路径来优化。     

论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

政治稳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目标追求,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程度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政治稳定维系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平衡与稳定关系。其中,政治制度化水平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政治参与程度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使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保持平衡,才能实现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