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PS协议下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中国在入世前,根据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修改了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入世后根据我国的法律制度,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可以直接在国内发生效力,当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条约。因此,TRIPS协议的一些规则将成为国内法院处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中直接适用的规则。TRIPS协议中有关知识产权的执法部分,将是与国内法院知识产权执法直接相关的,也是审判中应直接适用的规则。TRIPS协议强调对知识产权的全方位法律保护,其保护手段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     

法治中国走进WTO

拉开中国 “后立法时代”序幕 中国已经站在了WTO的门槛前。 2001年9月17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法律文件在日内瓦获得通过,中国长达15年的马拉松式入世谈判宣告完成。按照入世申请程序,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将于11月提交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 苦苦期待了15年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漫漫长征般的旅行之后,终于迎来了“隧道尽头的亮光”。欣喜的同时,我们还有一系列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和修改工作要做。有关专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的构想

从设立的背景分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逐步全面开放中国市场的试验功能,关系到我国"二次入世"谈判的成败,因此,自贸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只能进一步强化。加强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主要从强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职能及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权利的角度实现,因此,应该尽早在自贸区内建立知识产权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并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法庭或普通法院的知识产权法庭,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实施提供行政保障和司法保障。     

浅论知识产权的海关保护

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是世贸组织法律制度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措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是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制度中最主要的保护形式。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是随着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日益关注而产生的。加入WTO后,中国海关面临知识产权保护严峻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为此,应正视中国海关目前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入世”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新要求,修改和完善相关规定,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秩序。     

入世后中国知识产权司法救济措施新规定

经过15年艰辛谈判,中国终于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走进了世界经济大家庭的怀抱。入世以后,国内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为科技、文化事业保驾护航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不可避免地要适应国内和国外新的经济环境的要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接轨。早在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中国已经在保护知识产权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协议)上签字,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我国立法的有关问题

编者按:应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郭寿康教授就我国加入WTO的有关法律问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讲授.本文是讲稿的全文. 1986年7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从1995年11月起中国的"复关"谈判改为"入世"谈判.经过14年漫长而曲折的谈判,我国"入世"已进入了最后阶段,可望于不久的将来实现.我国"入世"后,将享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权利,同时也将承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当承担的义务.这一权利义务也体现在立法上,一方面我国负有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定使我国法律法规与世贸规则衔接的义务,同时也享有在世贸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制订、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以维护我国利益的权利.     

中美都是赢家

历史的安排常常具有戏剧性。上世纪后10年，我国知识产权立法扬帆起航，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几乎同时开局。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和法律环境建设，既面对国内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的日甚一日的迫切需要。又承受着“复关”、“入世”谈判中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我们曾几度站在十字路口，甚至进退“维谷”之中。     

首次中美知识产权交涉述论

1902-1903年,根据《辛丑条约》的 规定,清政府派代表在上海与英、美、日等国代表分别谈判修订商约事宜,先后与之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此次商约谈判争执的焦点是加(关税)免厘(厘金)问题,但三国又提出中国应从速设法保护其有关知识产品在华产权,如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等,使从未对知识立法保护的中国政府第一次面对知识产权交涉,并在商约中承诺将来制定法律、设置注册机构以保护在华注册的有关外国知识产权。由此揭开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时代的序幕。此次知识产权交涉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有关它的研究迄今尚付阙…     

服装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之法律初探--从中国服装设计第一案谈起

有关服装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本刊曾做过一点探讨,但似乎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中国加入WTO后,知识产权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贴近,几起与服装相关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使本刊再次拾起这个话题,虽然这两篇文章并非实际案例分析,但却分别从宏观和具体两方面,分析了对服装设计所应采取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方式,以及服装在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后,如何判定他人的行为是侵权。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不再披着神秘的面纱,她正慢慢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     

浅议国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保护

自主知识产权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已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国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制度还很不成熟,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修改相应规定以更好地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