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日趋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各国政府日益重视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是必须对企业开放的战略抉择,他们也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为本国带来好处,可以更多地获得外部资源,扩大市场,带来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有鉴于此,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进程是潮流所向,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     

德国统一后的对欧政策评析

德国是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也是欧洲一体化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轴心.德国的欧洲政策直接反映了德国政府对欧洲事务的战略与态度,也体现着德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支柱.德国统一后,由于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德国政府的欧洲政策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内在动因、具体目标和实际政策都进行了相应调整.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这样一个自然资源天然奇缺,经济腹地生就狭小的弹丸之国,却用了不到25年的时间,创造了令人折服的经济发展奇迹,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由此吸引着人们对其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追根探源,挖掘其或隐或现的成功秘诀。但本文只就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特征简述自己的一得之见。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及其演变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形式呈多样化发展。只靠向国外出口商品的单调的国际化战略显然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不相适应。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轨迹看,积极谋求对外投资和经营是促使其经济发展步入成熟和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标志,是推动经济腾飞的巨大动力。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特征及其演变主要表现为: 1、以遵循本国经济发展战略为宗旨,实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多样化。 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基本国情使日本在经济发展的一开始就以贸易立国为经济发展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变化及评价

东盟各国是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投资地,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对外投资战略的变化和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规模、国别格局、行业特征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主要探讨这些变化并对其进行评价.     

现代化视域下马来西亚“东向政策”的拓展深化及影响

“东向政策”是马来西亚1982年开始实施的对外政策，其主旨是同日韩扩大经济贸易关系，争取两国投资并学习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职业精神，服务于马来西亚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东向政策”有助于马来西亚突破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的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以及管理方式陈旧等难题。历经40余年，“东向政策”在目标、内容、手段与对象上得以拓展和深化。为了平衡主要国家在马来西亚的战略博弈，“东向政策”的战略意图从最初“以亲近日韩来弥补与西方国家的疏远关系”转向“加强与中国的交往来平衡主要国家对马来西亚发展的影响”。同时，将政策对象拓展至中国以使马来西亚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推动其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尽管学界对“东向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了质疑，但总体来看，该政策有力推动了马来西亚从传统农业国转向新兴工业国，加快了其工业现代化进程。     

越南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对外关系的变化

1986年12月,越南共产党召开“六大”,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路线,强调“和平与发展是越南现阶段的最高利益”。与此相应,越南对其对外政策作了调整。1988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对越南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速了越南对其对外政策的调整。本文就越南对外政策调整的背景,调整的主要内容,调整以来对外关     

略探法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及对我国立法的影响

法国作为主要境外投资强国之一，其对外投资立法健全有效，能给我国相关立法带来借鉴。本文通过对法国对外投资政策、法律制度的现状及特点进行简析，尤其是某些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新措施，来探讨我国对外投资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改善之处。完善对外投资法律制度，才能为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方向及原则性的支持与保护。     

台湾拓展越南投资的现状特点与趋势

台湾拓展越南投资的现状特点与趋势茵明近年来，台湾当局为减少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分散对外投资风险，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实质关系，采取多方面策略措施，大力拓展对越南投资，并把越南列为“南进政策”的首要目标。分析台湾在越南的投资特点及其采取的策略措施，对我了解...     

日元升值下的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政府通过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和刺激国内需求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传统产业转移效应和新兴产业成长效应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引发了：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扩大内需政策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在提高了制造业产品的附加价值、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内需型新产业群的兴起。日元升值下的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人民币升值的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解析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制度选择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缘于大国利用国际制度以实现本国私利的倾向。它是一国基于对制度收益的权衡，针对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行动。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实施的国际经济制度战略进一步彰显了国际制度“武器化”的趋势。自美国对华态度从“接触”转为“竞争”以来，奥巴马、特朗普与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在“竞赢中国”这一相同战略目标下选择了迥异的国际制度行动。这种差异缘于他们权衡个人选举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之后所形成的不同制度战略偏好，进而塑造了其能够实现自身目标诉求的有效方略。奥巴马在较小选举压力下能够着重追求战略利益，全力推动旨在“规锁”中国的TPP谈判；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选举利益主导下以制度破坏方略对中国进行的直接打击；拜登试图在选举利益和战略目标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创新国际制度，利用制度组伴方略推出IPEF这一区域合作架构，在最大程度上保全自己选举利益的同时选用新型“制度武器”助力同中国的战略竞争。     

九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西方经济开始复苏,日本经济也显示出回升的迹象;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矛盾和摩擦进一步加剧,在世界各地争夺经济主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日元大幅度狂升,迫使日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产生重大影响。九十年代初,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和西方经济衰退而开始放慢步伐,随着日本经济和西方经济走出困境,九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又将如何变化呢?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日本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刍议

日本安倍政府“巧妙”利用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40周年的重要节点，通过频繁的政治互动与密集的经济合作，深化了日本与东盟在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维度上的政策拟合度。不仅如此，迫于现实与战略层面的利益考虑，安倍政府试图借助政治拉拢与经济控制，把东盟塑造成“遏制中国发展”的潜在战略盟友。但由于存在过分强调主观意志、工具主义与利益至上等严重的局限性，日本安倍政府对东盟的外交战略注定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也难以在现实层面拉拢东盟构筑对华包围圈。     

德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有关法律规定

德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有关法律规定尹忠明德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历来奉行自由政策，对外国投资者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措施。目前，德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外国投资法，但有些相关的法规，如１９６１年联邦德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法》，其中规定了为保证国际义务的履行，保持国内经...     

美国贸易政策嬗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研究视角

特朗普政府“公平、对等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都表明美国贸易政策的落脚点正逐渐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本文从选民及利益集团、产业地理政治、要素流动三个视角出发,将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纳入考察,以此来解释美国贸易政策的嬗变过程。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部分中产阶层、劳工阶层、贫穷劳工阶层是主要利益受损者。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地区经济利益的变动,导致牵涉党派利益的政策决策者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不仅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还要兼顾受损经济阶层的利益诉求。本文借助吉尔伯特模型对2009～2021年美国贸易政策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共识导致美国贸易政策发生嬗变。这是影响美国选择不同贸易政策的主要因素。     

后冷战时代日本ODA政策析论

政府开发援助（ODA）作为日本发展自身经济和拓展对外交往的有效手段，对战后日本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加快了急当世界政治大国的步伐，为此更加倚重政府开发援助这一既能有效贯彻自身政治外交意图又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政策手段，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对外援助总额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地位，客观上为日本进行政府开发对外援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根据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和日本外交目标与任务的调整，日本对外援助在新的对外政策体系中得到重新定位。一、继续维持日本战略…     

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与韩国的经济“起飞”

1961年，肯尼迪政府依据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制定了新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援助政策。在新方针的指导下，美国努力减轻对韩国的经济援助负担，积极鼓励韩国遵循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走向“起飞”，最终成为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外部动力。美国对韩国的开发援助政策存在悖论：一方面接受甚至促使朴正熙政权广泛干预经济，协助当地政府制订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另一方面又以韩国为“样板”浮夸式地宣扬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对欠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推动作用，抵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第三世界的传播。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目标与手段的分离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21世纪初日本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探析

21世纪初期,日本在坚持“普通国家化”既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围绕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战略重点,力求以“全方位外交”实现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意图。     

俄国与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国家利益

九十年代以前苏联始终视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为自己的反帝盟友,对一系列国家的各种干预符合整个对外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换言之,莫斯科认为它在亚、非、拉诸国具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并且应予以捍卫。因此苏联成了亚非许多冲突的参与者和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军火提供者和经援者。     

波兰与波罗的海地区的关系

在最近短短几年时间里,波兰对波罗的海地区和波罗的海国家推行了一项带有矛盾感情的政策。对那些国家的政策已成为波兰“东方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后者不属于波兰对外政策中所谓的“优先目标”。由于指望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国的、面向西方的政策在其对外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对于或多或少合理的“东方政策”的发展给予的关注较少。 事实是经互会、华约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已产生了相当复杂的地缘战略形势,波兰也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