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确立并保证农民权利

农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权利。保障农民权利需从根本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入手,农民的土地权、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农民转化为市民等“三农”问题中都贯穿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以民主法制体系构建保障农民的权利。只有在农民的公民权、民主权、土地占有权、劳动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等权利得到保障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农民问题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论农村土地权利的冲突和对策

目前的农村土地权利存在冲突。主要是国家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权利的冲突,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个人土地权利的冲突。解决冲突的对策是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     

农村土地权利的变迁--从《农村土地承包法》看我国土地立法的走向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土地立法的两个基本问题。本文从《土地承包法》出发 ,分析实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 ,淡化所有权 ,强化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 ,建立土地权利流转的生产化机制。     

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权利演进之回顾与展望

唐欣瑜、梁亚荣在《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5期撰文认为，我国农村土地经历了由农民个人所有到集体所有的转变，农地政策的变迁引发了土地所有权权能之一——收益权的权利演进。从“占有的权利”到“增长的权利”，从“公权力控制”到“私权利回归”，农地政策与农地立法相互作用，基本建立了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但并不意味着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使已无障碍。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当前,农地所有权主体地位含糊,土地承包经营权被排斥在土地决策与增值收益分配之外,其权能有限,导致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农民利益分配失衡,市场价值难以实现,造成了农民合法权益严重受损。只有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淡化土地所有权,明晰集体与农户的权利边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诸项权能,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机制,建立强制性多层社会保障制度,才是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利意识研究

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在不同经济实体(企业或农户)之间的流动和转让,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当前的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侵害农民权利的行为。农民的权利认知总体上较为清楚,但某些方面还存有模糊性;农民的权利环境不够完善,权利认知的渠道较为单一,权利受理的机构缺乏针对性;农民的维权行为大多趋于理性,但非理性维权行为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问题的制度分析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农民获得稳定的土地权利是实现其他权利的重要基础。农村妇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首当其冲地在土地承包权问题上遇到权益受侵问题，由此产生的土地纠纷，已成为当前农村土地问题中的突出矛盾之一。     

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政策与路径选择——基于属性与权利的视角

土地问题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土地是一个权利体系,其中不仅包括经济权利即土地产权,也包括心理权利和社会权利。规划城镇建设时,要充分尊重土地的自然权利,立足自然地貌实现城市个性。在征用土地时,必须保障农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心理权利,充分保障农民长期受益的权利。     

农民土地权利争议性问题的辨析

土地权利包括土地权属以及与土地相关的社会保障权和文化教育权。在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物权与债权、实体权与程序权等问题的争议上,制度选择的关键在于明晰土地权属。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实现的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问题突出,引起广泛关注。处理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问题是农民能否真正成为市民并顺利融入城市的关键。要在深入分析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土地问题的基础上,认清土地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目前不合理的土地产权及其交易制度,通过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解决土地产权不明晰和所有权主体虚置问题;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让农民带着土地利益进城;限制公权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侵害,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有效处置农村闲置宅基地,释放土地资源,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私权保护

本文就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存在的土地所有权主体错位、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全、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土地流失严重、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等弊端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建立科学、可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作了粗浅的探讨,以期更好地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于执政党土地政策变迁的历史考察

土地问题的实质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乡村土地政治的逻辑就是共产党以土地为媒介或手段治理乡村社会。在梳理既有理论进路的基础上,本文从执政党土地政策变迁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变化和调整来考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认为在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家庭承包制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历了国家建构与阶级解放、全面控制与依附、国家赋权与公民权的生长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随着人地流动的加剧,需要进一步调整土地政策,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以土地为纽带把国家和农民链接起来,从而强化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兼评《物权法》第60条的规定

如何确定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关系到农地产权的实现,关系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我国现行法律（特别是《物权法》）均没有解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问题,造成其主体虚位;农民集体三级所有,村民小组为基础更符合我国农村实际;乡镇、村、村民小组应建立以土地为核心的集体经济组织,由其代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     

政治与经济关系视角下的农地所有权制度改革

土地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土地所有权分割作为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和变迁的重要基础,是土地政治和经济问题关系的"粘合剂"。"农地两级所有权"有利于我国农村土地政治经济相关问题的解决。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农民土地发展权研究

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好土地问题,当前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其根源就在于我国缺少农民土地发展权制度。因此,审视、改革及完善我国当前的土地权利制度,在土地流转中创新农民的土地发展权机制,对于保护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土地制度的现况及变革路径选择

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与土地承包政策框架下,由于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不平等配置与限定性,形成了所有权对使用权的过多剥夺与侵害,限制了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合理保护土地使用权并进一步解除对农户土地权利的约束,是保障农民土地财产价值充分实现的现实选择。     

集体土地制度亟待变革——乌坎事件再思考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有土地所有权一起共同构建了我国的土地公有制度,但权利效能却有天壤之别：国有土地为国家所有,集体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和流通,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比如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在集体成员内部流转;国有土地可以搞房地产开发,集体土地只能搞农业生产和非农建设;集体土地的面积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国有土地的面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集体土地要在被征收为国有土地以后才能转让和开发,     

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性质,是建立在集权专制基础上的国家所有制,国家始终以皇帝的名义专享土地所有权。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土地占有权从所有权中分化出来并均配到全体农民手中,但国家是唯一土地所有权人的身份从未改变。在集权官僚制度下,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客体实质上是土地占有权,国家所有权与农民占有权之间的矛盾是土地权利关系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对土地占有权的重新均配,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但由于没有明确区分土地占有权和所有权,造成了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以至于学界对中国土地所有制性质的问题至今仍有争议。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国家凭借对土地的掌控进行政治动员的产物,并未因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而发生改变。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落实农民土地占有权。     

集体所有土地产权保护与征地痛苦指数

朱光华、高建伟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土地制度是农村的一项基础制度。我国土地制度的特征是城乡分割;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并存;政府的土地征收权是联系两种土地所有权的唯一纽带。土地征收的经济实质是用责任规则保护土地的所有权。我国的土地征收并不完全满足效率限制原则,即公共利益和合理补偿。征地痛苦指数可以用来反映土地征收中的效率扭曲程度和农民福利损失状况,我国目前的客观征地痛苦指数接近于1,反映出效率严重扭曲和农民福利严重受损。     

关于农村土地权利的几个问题

郭明瑞在《法学论坛》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农村土地归农民成员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人有权决定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和得到所有权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流通性，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应可以入股、抵押。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项用益物权也应具有流通性，农民住房可以转让也可以抵押，宅基地使用权可以随同农民住房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