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西方”与“政治的东方”——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冷战,创建和塑造了一个“政治的西方”,同时它也成为1945年建立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宪章体系中最重要的次级秩序之一。1991年冷战结束时,人们认为与之相关的机制、实践和机构（尤其是北约）也会解散,从而产生积极和平的新实践。然而,“政治的西方”却以胜利者自居,其实践和意识形态也变得日益激进和具有扩张性,声称自己具有某种普遍性,从而导致冷战所特有的消极和平卷土重来,引起了2014年“第二次冷战”和后来的乌克兰热战。但是,“政治的西方”只是特定时间条件下的西方。另有一个根源于古代的“文化的西方”,今天依然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和科学属于这个西方。俄罗斯当然是“文化的西方”的一份子,并且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为之贡献良多。还有一个形成于过去500年间的“文明的西方”。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但也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繁荣。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往往有些暧昧,既不断发现自己在现代化模式上落后于西方,又一直在自己的价值观上模棱两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全情投入了“文化的西方”,却与“文明的西方”渐行渐远,与“政治的西方”彻底敌对。俄罗斯引领了大欧亚的构建,也为“政治的东方...     

俄罗斯需要东方什么样的政治经验?

当前俄罗斯的命运使全社会深感不安,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均纷纷提出关于国家发展的方案。这些方案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东西方之间作选择;第二种是把俄罗斯作为欧亚之间的桥梁;第三种意见认为俄罗斯应当有自己的独特发展的道路。这三种方案提出的依据不同点在于对东西方看法问题上。在俄罗斯土地上曾一度追求“全人类的”西方有价值的东西。不少人提出,应当研究确定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符的意识形态。认为完成了此项任务以后,就可以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又有另外一些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不能只注意“全人类”这个赤裸裸的抽象概念而忽视了具体的人民。他们认为“民主主义者——西方人士提出的任何一个纲领都完完全全地脱离了俄罗斯生活的实际情况。在这些纲领中明显地忽视了其它各国人民——东方各国人民的经验。他们要求全社会需要提高认识,对于“文明社会”,对于“民主”应当深思熟虑,至少要对它们持审慎的态度。他们究竟希望从东方各     

“转向东方”话语下的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

普京在2012年开启第三个总统任期后,迅速将以远东开发为载体的“转向东方”政策提上议事日程。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进一步将“转向东方”作为国家外交突围、经济纾困的主要策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在遭受西方阵营集体排挤的情况下,“转向东方”更是成为俄罗斯避免经济被完全排除在全球循环之外的主要依托,也是为俄罗斯经济寻找新增长点的希望。“东北-远东”地方合作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及中国“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成果之一。比较2012年和2022年的“转向东方”,心理、经济、地理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当前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面貌与十年前相比有不同的呈现,主要表现为：在心理结构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危机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经济结构上,中国长期高速发展使得俄罗斯“转向东方”依赖中俄合作;在地理结构上,“软硬”基础设施缩短了俄罗斯与东亚的空间距离。与2012年相比,2022年以来俄罗斯“转向东方”无疑更接近于战略选择,而非技术性调整。俄罗斯正以空前开放的姿态面向与中国的合作,为未来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     

俄罗斯职工所有制的过渡性质

目前我国一些学者主张把职工所有制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认为“个人所有制”、“劳动者所有制”、“全员所有制”是“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公有制模式”。针对国内这一思潮,本文特介绍五年来俄罗斯职工所有制的有关情况,引读者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虽然俄罗斯职工所有制很有其特殊性,但它只不过是从国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渡阶段这一点是否具有普遍性、规律性?     

俄罗斯外交中的“新东方政策”

1994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作了引人注目的调整,特别是对东方政策的调整,俄当局越来越认识到如果缺乏积极全面的东方政策,要保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是难以想象的。对俄罗斯来说,东方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有巩同和发展俄罗斯与东方国家的关系,才能改变俄在亲西方外交中的“小伙伴”形象。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俄罗斯在近两年的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新东方政策”。     

观念、体制与领袖——阿奇·布朗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

阿奇·布朗是当代英国俄罗斯东欧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坚持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苏联、俄罗斯转型方面形成了一套系统而独特的观点.他认为苏联改革源于体制内部的专家辩论所带来的思想创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和转型以及结束冷战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应该被看作民主化的“第四波”；当代俄罗斯政治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应该被看作一种混合体制.他的思想和理论是当代西方主流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英国的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俄罗斯的工作伦理

他们忘记怎样工作了吗? 乐观主义者认为市场和多元化可以使俄罗斯这个尚置身于民主国家行列之外的强大国家回归到“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轨道。叶利钦和他的经济学家们指望将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作为担保,以取得西方的贷款和资金,却很少有人提及俄罗斯的劳动力这个关键因素。技术是能够引进的,人力因素却不能。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俄罗斯工人都因为长期忍受痛苦而变得麻木,表现出《劳动报》所说的那种“永恒的依赖心理”。他们对自己报酬低微的工作不满,多少年来就意识到他们根本就不是自己无产阶级国家的主人。他们听天由命,对自由市场经济缺乏准备。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本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上,切尔诺梅尔金说:“没有纪律和艰苦的工作,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不能既想象西方人那样生活,又想象俄罗斯人那样工作。”苏联体制将优秀的工人铲除掉了,工人们对工作变得消极,工作中多有算计,最大的创造性都用在了以最小的努力获取最大的个人收入上。 世界上最穷的白人工人—俄罗斯工人将怎样利用经济机遇呢?是使他们的国家再次取得本世纪初那样的光辉成就,还是即使在民主环境下,仍然毫无积极性和缺乏创造精神呢?     

俄罗斯的“门罗主义”

一百七十年前,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门罗主义——美洲是美国的后院。时隔一个半世纪,当我们审视俄罗斯的时候,“门罗主义”在今天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仿佛有了翻版。在去年出台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在俄联邦领导人的言论及外交实践中都可以看到“门罗主义”的影子。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 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以来,其外交政策衍变发展,发生了两次重大调整。对西方,从原来的向西方“一边倒”转向既向西方又向东方的“双头鹰”政策。对“近邻外国”从原来     

从除魅到建构——苏尔科夫政治思想的历程与嬗变

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苏尔科夫的思想理论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制度建设与国家发展。纵观其思想历程,可以总结为三个比较明晰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5年,随着普京在第二任期前后夯实了执政地位,苏尔科夫开始打造主权民主的治理理论,并促之成为了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第二阶段开始于俄罗斯与西方爆发对立冲突的乌克兰危机,苏尔科夫展开了对俄罗斯之独特性与二元文明的探讨;第三阶段则是普京开启最后任期之际,苏尔科夫对普京道路进行了总结并极尽鼓吹,认为根植于俄罗斯特有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特性中的普京道路,才是最适合也是必须遵循的俄罗斯未来发展之路。始于消除西式民主的“魅”,到最终完成对俄罗斯方案的话语建构,通过这三个阶段,苏尔科夫打造出了一套当今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此提供了“俄罗斯是谁”、“俄罗斯向何处去”的苏氏答案。     

特鲁别茨科伊的欧亚主义思想

特鲁别茨科伊是欧亚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之一。他在《成吉思汗的遗产》等一系列著作中阐发了欧亚主义思想:反对以诺曼——日尔曼民族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义,淡化俄罗斯人与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关系,强调蒙古人200余年统治对俄罗斯的巨大影响;认为俄罗斯思想是用拜占廷东正教重新论证的蒙古国家思想;俄罗斯是成吉思汗遗产的继承者,担负着带领“欧亚世界”各民族统一这一世界的使命。     

白俄罗斯 “万湖之国”的“反差萌”

<正>有人评价：“白俄罗斯与它沉闷的名声相反,它是一个进步、现代、整洁的地方,很容易让人喜欢。”这种“反差萌”,你愿意去了解吗？白俄罗斯位于欧洲东部,是一个内陆国家,它东边是俄罗斯,南部与乌克兰接壤,西部同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毗邻。同属于东欧,它的邻居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占据“C位”的白俄罗斯却总被忽略。甚至还有人问,这个白俄罗斯,是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国家建构与地缘博弈：乌克兰危机的一种分析视角

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危机升级。与2014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时的妥协立场不同,乌克兰这次采取了坚决抵抗的态度。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恶化,乌克兰成为地缘竞争的对象,其国家建构方式构成了博弈的重要内容,这为理解乌克兰危机及其升级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思路。西方倡导公民民族主义,俄罗斯则依凭族群民族主义,促使乌克兰国家建构在上述两种路径中摇摆。2014年以后,乌克兰迅速向西方靠拢,采取公民民族主义建构方式,却因民主化转型困难,内核仍然是族群民族主义,引发民族主义上升和民粹主义抬头。受此影响,乌克兰按照北约模式进行军队改革,在国际谈判中立场强硬,使得《明斯克协议》执行困难,导致危机升级。从国家建构视角理解乌克兰危机,本质在于乌克兰未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国家建构路径,在外部干预下国家分裂,这为多民族国家建构带来重要启示。     

捷总理谈捷克改革的经验教训

俄罗斯《消息报》1994年第63期刊载捷总理克劳斯对该报的谈话。克劳斯说,他讲话的目的旨在叙述“我们经济改革最初几年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捷克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在“所有后共产主义世界里跑得较快。” 克劳斯总结的经验教训共有10条: 1.没有单纯的经济解决办法 他指出,在大规模的、全社会的根本改革中不可能采取单纯的经济解决办法,他认为,一些“社会工程师们”提出的“系统转轨”的想想是错误的、骗人的和危险的。某些理论家对某些单个改革理论的分析也只有理论意义而没有实践意义,因为现在和将来的现实都是另一回事。在改革中会有不可避免的阻力、形形色色的垄断性、各类群体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人的缺点     

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法制建设

自1992年“司法改革构想”提出以来,俄罗斯的法制建设已经走过了十余个年头。在叶利钦时代,法制建设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俄罗斯的社会关系基本上处于法律的调控之下。资金匮乏和动力不足始终困扰着叶利钦时代的法制建设。以务实作风闻名的普京在2001年开启了新一轮的法制改革,制定了规模巨大的“五年计划”。     

浅析俄罗斯外交东移的原因

1992年,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开展了一系列积极而紧张的外交活动。在俄罗斯频繁的外交中,不难发现它最初是继续前苏联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俄外长科济列夫在接管前苏联外交机构后,就公开声称“俄罗斯的外交方针政策同苏联最近几年奉行的对外政策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叶利钦和科济列夫在谈到俄罗斯对外活     

俄罗斯的“总统集权体制”

俄罗斯目前实行的政治体制,包括总统制、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联邦结构和地方自治等等基本内容。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核心却是总统制,因为整个国家大权掌握在总统手里,议会权力很小,司法权力更弱,三权分立名不符实。所以,俄罗斯的总统制不同于某些西方国家的总统制,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可以称之为“总统集权体制”(俄罗斯学者则称之为“超级总统制”)。     

俄罗斯的“三环外交”战略

俄罗斯自独立后至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揭晓的一段时期内,一直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企图以此来获取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实现国家的复兴。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不仅西方的资金,技术援助可望而不可即,而且大大加剧了国内危机,自身作为大国的存在和作用也一再受到西方的蔑视。严酷的现实,加上反对派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崛起,使俄罗斯政府不得不转而实施“双头鹰外交”。年初,普里马科夫接任外长以后,进一步加快了外交政策的调整步伐。至此,俄罗斯已经凸现出“三环外交”的基本轮廓,其主要内容如下:     

中俄经济改革的九大差别

中俄在经济改革进程中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结果,是因为在市场意识转换、政治经济改革次序、借鉴国外经验、产业结构、外资和外贸政策、国内产业和资本周转政策等许多方面,俄罗斯均落后于中国,所以中国经济改革获成功,实现了“软着陆”,而俄罗斯至今仍在困境中。 一 1990年,俄罗斯经济出现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此后连年递减。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一年下降6％,工业生产下降5％;     

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建立及其缺陷

俄罗斯现行政治体制,是在彻底否定原苏联传统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的,也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改革浪潮中,以及在1992—1993年俄罗斯总统与议会激烈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在,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但存在的问题很多,也很严重,需要在今后加以调整和改革。     

俄罗斯经济并未病入膏盲

俄罗斯经济看来似乎已到了无指望的境地。然其实不然。如果俄罗斯当局能够按自己的愿望行事,并且西方再助其一臂之力,那么,俄罗斯经济终究将被证明是可改革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