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化期待：中共党史期刊面临的挑战

目前全国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中共党史期刊为数不少 ,这些期刊大都由各地 (省级以上 )中共党史研究机构主办。这种状况 ,反映了两个基本事实 ,一是中共党史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庞大 ;二是以中共党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繁多。但这种状况 ,并不反映党史研究本应有的实际学术水平 ,而作为刊载党史研究成果的党史期刊 ,则是这种实际学术水平的晴雨表。就目前而言 ,党史期刊的学术水准与其他史学期刊相比较 ,存在着较大差距。这种差距提示着另一个事实 ,即党史期刊要发挥它作为史学刊物的作用 ,不能不面对学术化要求的挑战。党史期刊学术化要求 ,…     

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互动

<正>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置，中共党史研究独立为一级学科的设想正在逐步落地。党史研究是一个特殊学科，一方面与通行的学科体系不相匹配，一方面又处在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学科的交汇点上。党史研究独立之后该往何处去，如何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世所公认的学科?这是今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笔者当然无力对此进行全面阐述，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党史研究应当将学术化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一级学科的设立为学术化打开了更大的空间，而学术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史学化、向历史学科靠拢。党史研究首先应当遵循历史学的基本规范，构筑自己的学科底线，借以清除和抗衡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是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第一步。历史学是党史研究走向学术化之路最重要的盟友，中共党史与历史学两大学科开展深度合作变得更加迫切而必要。基于此，笔者尝试就以往较少留意的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互动关系做一初步讨论。     

萌生和初建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考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势日益明显 ,已初步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体系。回顾萌生和初建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 ,实际上已经在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党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党史资料等方面为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化趋向。     

关于举办“第四届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的通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获得了长足进展。随着研究理念的更新、研究史料的开掘、理论方法的导入以及研究领域的拓展,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青年研究者在党史硏究领域崭露头角。为切实鼓励和扶持青年学者,持续为党史研究培养新生力量,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硏究的学术化进展,加强青年学者和学术编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定于2020年12月5日联合举办“第四届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现面向学界征集来稿。     

关于举办“第四届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的通知

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获得了长足进展。随着研究理念的更新、研究史料的开掘、理论方法的导入以及研究领域的拓展,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青年研究者在党史硏究领域崭露头角。为切实鼓励和扶持青年学者,持续为党史研究培养新生力量,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硏究的学术化进展,加强青年学者和学术编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定于2020年12月5日联合举办"第四届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现面向学界征集来稿。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中共党史人物的传记、年谱、回忆录等著作大量出版,尤其是领袖人物研究成为热点;党史研究不断深化,一些疑难问题得到解决;中共党史人物纪念性研究的特点明显;研究主体不断多元化。进入新世纪以后,为进一步发挥党史人物研究"资政育人"的社会职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朝着更加专业化、学术化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特点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中共党史人物的回忆录、传记、年谱大量出版,研究内容和范围日益广泛,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共领袖人物研究成为热点;党史研究不断深化,一些疑难问题得到解决;中共党史人物纪念性研究的特点明显;研究主体不断多元化。进入新世纪以后,为进一步加强党史人物研究"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朝着更加学术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中共党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学术选择

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深具"党性",因为"党性"的存在,使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归属一直找不到明确的方位,但其学科归属的复杂性丝毫不能减损其学术品格。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凸显既有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也有着外在的社会力量的作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毋庸讳言,在当前的中共党史研究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非学术性"的现象。坚守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品格,必须正确理解"党性"的内涵,摒弃认识误区。     

对党史研究的哲学新思考──简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

对党史研究的哲学新思考──简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松如张静如新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近来在党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前，一方面，中共党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和校园部分人对其缺乏应有的重视，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水平虽然在不断提...     

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

在1979年全面拨乱反正的促动下,党史研究者通过表达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解放禁区的文化诉求和对极左党史编纂学的批判,重塑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和秩序;学科体系与关键学术环节的建设,彰显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方向;继承传统治学思维的重评史学则代表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趋势。1979年是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之年。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