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共同受贿犯罪通常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犯受贿罪的,应当按照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裁量刑罚。那么,共同受贿犯罪的     

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举证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 ,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因为检察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 ,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诺骨牌效应 ,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针对此类犯罪 ,笔者主张 ,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 ,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 ,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 ,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 ,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 ,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     

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

受贿罪作为典型的身份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共同受贿犯罪认定困难的情况.本文结合司法实际、受贿罪的特点和共同犯罪的有关理论,对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进行较详细的阐述.     

共同受贿案件若干问题的研究

本文简要的介绍了共同受贿案件的特点,并就实践中在认定此类案件上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以及对该类案件的预防工作做了初步的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的开展有所助益。     

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与处罚原则研究

本文从我国的立法例出发,对未遂犯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介绍了各国关于未遂犯刑事责任的规定,并从肯定立法例和否定立法例出发,从定罪与量刑方面详谈了犯罪未遂的处罚原则。     

浅析情人型共同受贿犯罪

透视近几年司法机关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情人型共同受贿犯罪已经成为当前受贿犯罪的一个新动向，特别是在高级干部受贿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据统计，上千例发生在近二十年的腐败犯罪案例，在男性贪官的犯罪过程中，竞有九成以上搅和着一些不干净的女人。“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贪官与情妇现象，再一次印证了这句古语，也对我们反腐倡廉，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更大的要求。本文试结合有关刑法理论和当前的司法实践，从情人型共同受贿犯罪的概念、特点、犯罪认定及其类型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粗浅的分析探讨。     

受贿犯罪的新态势与推定对策

文章分析了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基本态势 ,指出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 ,已经成为我国受贿犯罪的主要形式。通过分析其犯罪构成 ,发现了检察机关的难题所在 :共同故意无法证明。借鉴古今中外受贿推定立法的经验 ,结合工作人员的职权特征、刑事政策的功能、受贿推定的科学基础和现行刑法的推定运用 ,论证了亲属共同受贿故意推定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操作方案。     

论受贿犯罪的几个问题

受贿犯罪严重危害政府的公信力,需要予以严惩.但是受贿犯罪的复杂性,使得该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尤其是贿赂范围的界定问题,受贿犯罪的数额问题以及影响力的认定问题,都需要在尊重社会文化、刑法基本原则和社会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当前,贿赂的范围可以考虑扩大到“财产性利益”.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应该充分考虑情节的评价作用,在对影响力的认定上,要注意在主客观统一基础上的具体分析,仔细甄别.     

放贷生利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

放贷生利型受贿犯罪是近年来频发的新类型受贿犯罪,具有隐蔽性强、迷惑性大的特点,应当以能否体现权钱交易关系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重点审查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从而决定是否刺破民间借贷的面纱认定受贿犯罪。常见的放贷生利型受贿犯罪可以分为以放贷为名收受贿赂和超出应得利息收受贿赂两种类型。前者应当将全部利息数额认定为受贿数额,后者应当将超出正常利率范围的利息认定为受贿数额。     

浅析若干典型共同受贿的司法认定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也是困扰当今中国社会的难题。受贿罪作为腐败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受贿罪虽然是一种传统犯罪,与此有关的理论研究也历久弥新。然而迄今,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受贿罪仍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特别是共同受贿问题,这给司法实践微添了几许苦闷与彷徨。笔者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从刑法学界对共同受贿的若干典型类型入手,结合个人对共同受贿的理解,对共同受贿问题予以剖析,望对司法实务中正确认定共同受贿犯罪有所裨益。     

共同贪污犯罪中的数额认定问题

在共同贪污犯罪中 ,确定各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 ,应着重以刑法中的共犯原理为基础 ,根据各共犯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分析 ,区分主次     

论受贿数额的认定——以受贿物品系伪劣物品为例

受贿人收受的行贿人物品系伪劣物品，如何认定该受贿数额，司法实践中意见不一。综合主观恶性等因素，到底是依照行贿人实际支付的价款还是伪劣物品本身的实际价值认定受贿数额，文中提出了区别对待的观点。     

干股受贿型犯罪数额的司法认定

[基本案情]被告人邓某某,男,生于1961年7月5日,四川省洪雅县人,汉族,大学文化,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洪雅县支行(以下简称洪雅农行)行长、原中国农业银行眉山市分行资产经营中心调研员。2003年1月3日,邓某某与龚某某、李某某、游某某、古某某共同组建了洪雅县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某。约定龚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之探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8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受贿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特定关系人、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然而,检察机关在现实侦查工作中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案,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本文主要从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探析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几种情况,进而提出为遏制和打击腐败,建立国家工作人员严格责任下的有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罪推定证据制度的设想。     

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若干疑难问题

家庭成员共同受贿是当前受贿犯罪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较多争议,论文在考察“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理论的基础上,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的形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讨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共同受贿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 ,共同受贿犯罪问题错综复杂、歧义甚多 ,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首先 ,共同受贿犯罪问题理论研究比较薄弱 ,有创新的理论成果也较为鲜见。其次 ,司法实践中的共同受贿犯罪问题亟待解决。第三 ,处理共同受贿案件时执法不统一。认识上的分歧和法律规定的不明确 ,造成司法机关处理共同受贿案件执法的不统一。因此 ,只有深入研究受贿犯罪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深刻理解受贿罪的立法原意 ,才能取得新的理论成果 ,对司法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本文拟就共同受贿犯罪的理论依据、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和处罚等问题进行探讨 ,…     

中止犯处罚原则的目的解释

中止犯的处罚原则中的“损害”应界定为狭义的、物质上的、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其他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的危害结果,造成这种“损害”的原因只能是由行为人对目的犯罪(即行为人所中止的犯罪)实施的实行行为所引起的。中止犯“减轻处罚”适用的基准刑究竟是比照既遂犯还是比照未遂犯抑或比照其他停止形态的法定刑不明确,需要给以合乎立法目的的解释。     

斡旋受贿犯罪浅析——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属共同受贿问题

斡旋受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受贿犯罪。在斡旋受贿罪的案件之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由其家属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屡见不鲜,成为某些国家工作人员规避法律制裁的手段,本文将对这类共同受贿如何定罪处罚等问题谈谈个人见解。     

试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共同受贿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10月16日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罪名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而受贿罪作为身份犯,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却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所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确立后,其与共同受贿的关系问题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斡旋受贿犯罪主体问题研究

本文依据我国《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规定,对斡旋受贿犯罪主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文中认为,为了更好的打击犯罪,有必要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人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纳入斡旋受贿犯罪主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