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治国先治吏"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必须先要有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古人"治国先治吏"这一深邃的道理和进步因素同样适用于今天,同样可以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服务.一、从严治"吏"势在必行."治国先治吏",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抓住了"吏治",就抓住了理政治国的纲.二、"治吏"必须从要害问题入手o"治吏"的核心问题是治权;"治吏"的首要问题是治思想.三、"治吏"必须要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从严"治吏",思想是前提;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     

县级政府治贫能力的提升路径——基于延安市延川县的治贫实践分析

政府的治贫实践是其治贫能力提升的现实基础,而提升治贫能力,则是决定政府有效治贫的关键。对延安市延川县治贫实践数据材料进行分析,发现一些县级政府治贫实践中存在治贫主体单一、治贫队伍专业化规范化程度低、治贫资源分配不均衡、现代化治贫信息技术应用不充分、贫困对象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这是影响政府治贫能力的现实问题。提升县级政府的治贫能力,实现治贫目标,应健立自洽不悖的多元共治主体驱动体系、提升专业化与规范化兼具的治贫人才素质、利用现代化治贫信息手段优化治贫资源配置,并且把"精神治贫"和"实践治贫"结合起来。     

社会转型期创新农村基层治理的探索——以乐山市市中区车子镇为例

新形势对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市中区车子镇运用"善治"理念,树立"亲人观"、"群众观"、"共治观",始终坚持"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规范",从"村社治,乡镇安"的治镇方略破题,探索和尝试了双岗双惠法、互助共建法、心理按摩法、跨村任职法和干群互动法等方法,打造了"村社治"的新模式,推动了"乡镇安"。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法治、理治、善治特点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有序化、平等化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能量释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在以"协"辅"治",以"协"稳"治",以"协"促"治",以"协"督"治"四个方面;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给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能够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主体的协商能力。     

“专项治黑”的行动逻辑与渐进调适——基于T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证考察

"专项治黑"具有权威性、阶段性、社会动员性的特点。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专项治黑"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契合行政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弥补常规治理失灵,三者构成"专项治黑"的行动逻辑。囿于治理资源不充足、治理工具单一等特征,"专项治黑"成为现阶段的理性与必然选择。"专项治黑"具有行政成本高昂、治理内卷化、不利于常态机制形成、实施过程不够规范等弊端,这与实现常态治理的治理现代化目标存在抵牾。"专项治黑"的行动模式短期内不会消失,但应朝着常态治理的方向进行转变。其现代化转型应以强化法理型政治权威为核心,增强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能力为基础,建立"一主多元"的协作共治机制作保障。     

对深化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战略思考

浙江省经过一年城市交通治堵工作的实践,城市交通状况有所好转,随着治堵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基础性、机制性、结构性问题凸现,治堵工作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城市治堵工作,需要把握城市交通治堵基点,找准城市交通拥堵节点、难点,抓住城市交通规律重点,把握城市治堵组织要点,实行综合治理。     

从“能人治村”走向“依法治村”——基于天津市村两委干部法律素养问题的调查

在社会舆论场中,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农村里的"能人"天然反法治,从"能人治村"走向"依法治村"必然步履维艰。但调查表明:"能人"的确是农村法治现代化的"关键少数",改革开放以来,固然有少数"能人"违法使得当地社会暂时、局部背离法治,但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能人"越来越尊重法律、遵守法律,法律素养成为现代农村"能人"的必备基本素养,他们是"依法治村"的主要推动者。互补系统论认为,侧重于应然程序的"依法治村"应尊重已经内化为实然机制的"能人治村"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加强教育、完善监督机制,相信、依靠、抓住这些农村法治建设的"关键少数",不断提升"依法治村"水平。     

论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质

近年来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典型模式。研究发现,当前国家资源下乡增加了富人当选村干部的积极性,而富人的诸多优势使得富人治村成为一种普遍村治实践。通过对富人治村的动机及权力运作的考察发现,富人治村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富人治村的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了"权力的利益网络"。富人治村的治理资源、治理主体以及治理机制具有私人性,实质上是与公共治理相违背的"私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路径——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

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和一系列治理难题对传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成都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实践,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理思路,为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进一步推动"三治融合"创新既需要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为融合共治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还需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等,即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三治融合"的有效运行,提升治理效能。     

保障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系列述评之三 整治“庸懒散贪” 优化人大机关工作环境

省第六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罗保铭同志提出"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治庸提能力、以治懒增效率、以治散正风气、以治贪顺民心"。抓作风即抓发展。用过硬作风出速度、出质量、出效益、出管理、出诚信。作风好没事干不成,作风不好一事无成。作风正,民心顺,海南兴。治庸提能力,治     

从治水之“治”到治国之“治”

中国古代在治水过程中产生了国家。治水之"治"展示了中国最早国家领导者智慧的伟大与民众力量的强大。从治水之"治"到治国之"治",是"治"之意义的一次质的飞跃,飞跃的根源在于统治者认识到水"润下"及"平"之特性并用于治国。"君舟民水"理念的形成,是治水之"治"含义的进一步升华。     

关于实行"三防三治"的实践与思考

联防联治、自防自治、群防群治"三防三治"是新形势下公安机关坚持群众路线、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有效形式。实行"三防三治",必须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领导与支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工作运行体系;大力推进治安防范的社会化进程。     

试论高一涵的政党改造思想

20世纪20年代初,面对中国政治的混乱局面,高一涵开始关注中国政党的改造,他对于中国政治混乱的原因,国民党统治,"党治"与"民治","党治"与"军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高一涵的"党治"思想既趋向于当时西方最新的宪政思潮,又参考了中国古代的范例,并开始接近孙中山的训政构想。     

统一战线推动“中国之治”

近年来,与西方国家深陷发展泥潭而呈现出"西方之乱"相对的是"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实现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趋完善,及其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稳步推进,这其中统一战线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之治"也为统一战线开拓着新的语境。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服务"中国之治",势必成为统一战线新的历史使命。     

高校统战工作的“治理”转向

因应高校统战工作的现实困境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动力,高校统战工作应从社会管理的组成部分转向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路径。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性、责任自治与共治、协同共治的总体性理念,为高校统战工作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主体、责任他治走向责任综合治理、教化与管理走向"协同共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动力。"治理"转向后的高校统战工作,既推动着统战工作的科学发展,也助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理念的延续与创新,其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理论特征与时代意涵,反映了社会治理理论已从机制创新、架构完善推进到格局营造、制度建设的新阶段。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梳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理念,可以发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仍然是其最为鲜明的价值依归,同时其具有"主体关系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协商共治""治理成果全民共享"的丰富时代意蕴,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则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践路径。     

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创优美城市 建幸福家园

2011年,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紧紧围绕创建"全省优美示范城市"的目标来开展各项工作,着力从"治差、治脏、治乱"入手,不断深化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掀起了"抓创建塑"形象、抓基础功能、抓机制促长效的治理热潮,呈现出城乡面貌改观、环境管理有序、城镇品位提升、居住条件改善、群众素质提高的可喜局面,为成功创建"全省优美示范     

“民族共治”与“民族区域自治”之辨析

"民族共治"是现代民族理论学界出现的一个新观点。该观点认为:在中国,民族共治与民族自治是同时存在的,它存在"双向两层面"的共治,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当前,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实践证明了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选择。"民族共治"是否真的可以取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旋律以及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有多少实现的可能性将是文章论述的重点。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