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湄合作第五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

一、2020年2月20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第五次外长会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万象市举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沙伦赛·贡玛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柬埔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国际合作部大臣布拉索昆、缅甸联邦共和国国际合作部部长觉丁、泰王国外交部长敦·帕马威奈、越南社会主义共利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出席。老挝和中国外长共同主持了会议。     

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历史、现状与完善

不起诉制度是刑罚理论由惩罚论到目的论转化的产物,是刑事起诉便宜主义的具体体现。1996年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定罪免刑"的免于起诉制度,通过规定酌定不起诉保留了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自由裁量权,增设证据不足不起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安机关由于证据不足超期羁押的现象。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司法实践,我国不起诉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法定不起诉立法范围过窄、相对不起诉的自由裁量空间有限、证据不足的可以不起诉违反了疑罪从无的精神。完善我国不起诉制度就要通过扩大法定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范围来发挥其便宜主义的功能、实行暂缓起诉制度在被害人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     

略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兼与吕乃基、远德玉两位教授商榷

技术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技术人工物,技术与技术人工物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技术不是技术人工物,不是技术的外在表现,不是技术的本质,也不是技术本身。技术就是技术,是技术一般,是对技术个别的扬弃。技术哲学的研究就是要在厘清技术的概念和技术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基础上,揭示技术人工物的内部结构—功能关系,探讨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为推动和实现我国的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论和谐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保护

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是当代世界人权的发展趋势。弱势群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的各个阶段。现阶段我国的弱势群体是在市场竞争中被边缘化的群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与和谐社会的建立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实质上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权的保护,建立、完善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体系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弱势群体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谈谈新时期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

培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迫切需要:一是新闻工作者自身发展的需要,二是满足受众求知欲、求真心理和惩恶扬善的需要,三是传媒提高竞争力的需要。当前新闻工作者职业精神缺失的现象比较突出,原因主要是:传媒经营方向的错位,媒体竞争还不够充分,某些新闻工作者本身素质较低。培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强化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完善奖惩机制,严格自律,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浅析入户盗窃型盗窃罪

在过去,入户盗窃的危害性始终未被重视,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户内财产价值日益增高,同时,入户盗窃后被户主发现后转化为暴力型犯罪的情况越来越多,人们对于户内住宅安宁的权利渴望越来越大。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入户盗窃正式以"零数额限制的身份"纳入盗窃罪的入罪标准。但由此对于该情形的司法实践争议也逐渐浮现。从立法背景和司法实践等角度,分析入户盗窃型盗窃罪,是解决争议的有效途径。     

论公司治理结构形式

治理结构是指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形式,明确和规范资产所有者、支配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之间权利和利益关系的一种企业制度安排,是指导和控制公司运作的一整套机制与规则。它是公司制度的核心,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历史性和必然性,早期公司治理结构是简单的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人员经营制度,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高层经理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便成为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在早期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了具大的作用,但是,公司制度的发展,这种模式又越来越不适应公司制度的需要,公司的决策、公司的内剖监督等制度的缺乏等都制约公司本身的发展。因此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公司理念的不断更新,公司治理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政府社会成本控制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政府社会成本指由于政府行为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方面的损失 ,这种成本的行为主体是政府 ,行为后果是社会经济代价。政府面临的是社会成本过大的问题。政府社会成本控制主要由自然资源成本控制、公共政策运行成本控制和人力资源成本控制三个方面组成。政府社会成本计量上存在着困难 ,需要进行补偿核算。政府社会成本的控制的对策包括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改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改进政府运作机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等     

“存在与诠释的法治”之探析——以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权利保障为参照

作为“存在的法治”体现法治的客观属性,人性的需求奠定其存在的坚实根基,而分析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分别将法律文本和社会事实作为研究对象为我们提供了真切感知作为“存在的法治”的平台.作为“诠释的法治”体现法治的主观属性,在历史效果和社会效果指称之下,我们能够从多样性的诠释中探究出占主导地位的法治.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下,以权利保障为参照审视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出现的困顿问题难免使人焦虑.但作为法治论者,需要以“存在和诠释的法治”为起点,自觉地践行法治信念与使命,积极探索通向中国特色的可行的法治建设道路.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落后性与发展方式选择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落后性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的凝固性、技术水平的停滞性、制度建设的僵化性和低梯度增长的落后性,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步伐,实现农牧民人口的城镇化,必须结合地区特点,实施农牧民的知识化工程、推进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制度创新。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创新与实践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和实践不断地创新，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发展金融业当成党的重要任务；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把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科学发展观统领金融体制改革全局，取得了全面的、突破性的进展。     

教育信托制度:公立高校管理机制的创新

构建合理有效的公立高校管理机制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教育信托是公立高校管理方式的一种创新。从性质上看,教育信托属于一种公益信托。教育信托制度有利于避免政府的不当行政干预,保障公立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利于提高公立高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有利于防止公立高校国有资产的流失。构建我国的教育信托制度时,可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担任教育信托的管理机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担任教育信托的监察人,并对公立高校的权利与义务、受教育者的权利等问题加以规定。     

文艺学知识形态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

文艺学知识形态建设中存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等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表现在文艺学教材、文学批评实践等方面;反本质主义通过反思经典知识颠覆传统,用“日常生活审美化”重构文艺学知识形态;建构主义反思与重绘文艺学知识“场域”,凸显“关系主义”的文艺学知识形态。文艺学知识形态中多元思维方式应该形成一种和谐关系,需要进行自身清理,凸显当代性和社会使命感,对自身建制、学科理念进行批判性反思。     

侦查现代化论纲

侦查现代化是一个传统型侦查制度向现代型侦查制度转型和进化的历史过程,其根本精神要旨在于侦查程序制度的理性化。作为法制现代化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侦查现代化研究通常有类型学、西方化、多元化三种范式。侦查现代化评价标准的导出语境是现代性理论有关理性精神的探索,作为现代性精神枢纽的三种理性历史范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交往理性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侦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提出了各自的实证性标准要求。结合社会进化所提出的以目的为取向的回应型法律发展目标,侦查现代化的基本趋向将是一条回应社会、以实现社会秩序、安全和自由为方向的进化路径。     

别一种真实--艺术的生存体验

历史的本质真实不能成为艺术创作的根据.艺术的本质特征拒绝历史本质相对于创作的先在把握,这样的把握只能取概念形态,其创作也只能为概念而创作.概念地把握本质导致艺术创作对于非艺术的观念形态的依附,导致艺术的取消.艺术有另一种真实根据,即生存体验,其根据在于生存的有机整体性、融贯流变性及互动生成性.在生存体验中创作与批评彼此融通,体验的合于生存状况的真实性既是批评的根据又是创作的根据,二者在各自的自主性与自律性上被肯定并得以实现.生存真实是更为深刻的艺术真实.     

论"三个代表"与"三个文明"的内在关系

"三个代表"是党的建设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文明"相辅相成,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关键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基础和根本保证。     

构建武陵经济文化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武陵地区是指的以武陵山脉为中心的湘鄂渝黔边区。构建武陵经济文化旅游圈是区域合作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形势的需要,也是武陵地区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该地区加强民族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还是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建立武陵经济文化旅游圈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这一地区有相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背景,已形成初步共识和愿望,近几年来基础设施的改善为该地区的区域合作提供了便利。     

贫困女性化与女性贫困化:实证基础与理论悖论

自皮尔斯1978年提出"贫困女性化"概念以来,女性与贫困的关联研究成为劳动经济学、家庭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全球化语境下,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具有客观性,但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呈现的形式则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一成不变的全球性现象。具体而言,对贫困女性化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收入和消费维度;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超越以"女性户主家庭"为分析单元的局限性,将贫困问题放置于宽化的性别和其他群体领域,特别需要关注多维度的贫困和致贫的原因;针对城市化、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女性的竞争劣势性也需要从总体社会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单一的女性本位的发展干预往往会产生负面结果。本文认为,贫困女性化虽然具有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女性与贫困问题在不同经济社会语境和社会关系维度上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样性。     

行政成本的重构——基于行政法学视角

本文从行政法学角度重构了行政成本的概念 ,认为行政成本应是行政法主体成本 ,由行政立法成本、行政主体成本、行政相对方成本和监督行政成本四方面构成。并且从行政法学和经济学角度对行政成本进行了分类 ;最后 ,初步分析了影响行政成本的主要因素 ,为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指明了方向。     

台湾民意的三个层次

本文认为台湾民意有三个层次:一,"台湾民意"有"一般意见"与"政治态度"之分,是可以改变的、多元的;二,"台湾主流民意"有具体问题与总体发展之分,当前涉及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的主流民意有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维持现状以及"台湾认同"等;三,"台湾认同"的形成有其国际因素、内部因素以及大陆因素,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等同于政治态度,"认同台湾"与"认同中国"并不一定互相对立。研究台湾民意的重点在于研究"台湾认同",需要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