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行政问责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议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已经开始从＂运动式＂问责向＂制度化＂问责转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也应当认识到,我国的行政问责仍处于摸索阶段,相应的配套措施还不健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推动行政问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需要从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近年来,中央党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一些官员被问责,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事项范围、程序与方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强化异体问责主体,明确行政问责对象,拓宽行政问责事项范围,健全行政问责程序规则,严格采用准确、恰当的责任追究与承担方式,以期推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     

责任政府:内涵、形式与构建路径

依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责任政府的外延已由责任内阁制政府扩展至所有民主政府。就责任政府而言,责任应是民主政府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我国责任政府体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政治问责制,即国家行政机关要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国家行政机关首长要对自己机关的全面工作向国家权力机关负政治责任。二是行政问责制,即行政首长要对整个行政机关的工作负全面责任,行政首长具有对政府组成部门及其首长、下级行政机关及其首长、公务员的行政问责权力。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实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从行政问责逐渐发展到政治问责是我国责任政府建构之路径。     

论我国地方政府问责的特点及完善路径

从2003年开始,＂问责＂一词逐步进入了中国政治生活的视野。人们对于＂问责＂来实现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对问责的制度建设要求越来越强烈。但随后爆发出来的一些弊端,使人们对于问责制所起到的作用产生了怀疑,降低了人们对该项制度的信任。本文将结合案例,探讨对地方政府问责制度的特点及完善路径。     

不断前行的中国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推进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正随着一次次广受关注的“问责风暴”而被人们所关注。为使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问责的科学内涵、如何正确实施行政问责，以及在推进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等，本刊特组织了这期专题，以帮助广大读者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正确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为构建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把推行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重要措施，进行了积极探索。     

官员问责 五大悬疑待解

近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行政问责＂。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不少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情况下启动问责？问责该由谁来启动？被问责的官员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能否复出？如何复出？就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试论政府善治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政府良好治理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匮乏等诸多困境。因此，将成为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肇始于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行政问责的“风暴”。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对行政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存在行政责任不明,党委官员游离;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人治色彩浓厚;问责实施混乱,官员复出随意;问责监督不力,政府公信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当明确行政责任,加强对党监督;强化异体问责,辅以同体问责;加强问责立法,实现问责法治;规范问责实施,严格复出程序;健全问责监督,提高政府公信。通过实施以上对策,以期建立一个全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浅析中西行政问责文化之差异——以几个重要概念为切入点

近年来蔚然风行的"问责风暴"暴露了我国在推行问责制过程中泛化、滥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浓厚的人治色彩和风暴式的运作使得对行政一方责任的追究充满了恣意和臆断。对比西方法治型、制度型的行政问责,本文不禁追问行政问责之本土嫁接缘何功效迥异?其深层次原因须归结于中西方之于行政问责不同的逻辑起点、理论沉淀、国民认知和文化环境。囿于篇幅限制,本文将对政府、责任以及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分别从中西方两个角度做理论上的梳理以揭示中西行政问责文化背景之差异所在。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模式研究——以律师职业为视角

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因此,应加大政府法律顾问对政府工作的参与程度,建立以发现和预防为主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工作机制,准确定位顾问律师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保证顾问律师的独立性。     

新时期政府回应力之缺失及其重塑

政府回应是新公共管理学派提出的重要理论。在我国打造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面对民众“参政议政”需求的空前高涨、社会矛盾的频繁激化，迫切要求政府直面现实问题，提高其回应能力。而时下，政府的回应力依然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其还存在着有如回应理念单薄、法律保障不足、手段老化、渠道不畅等问题，对此迫切需要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其回应力。应以维护民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政府回应力”，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提高回应意识，创新回应方式，畅通沟通渠道等措施来提高政府的回应力，使政府更好地代表民意，从而达到快速回应民众需求、及时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试论实现法治政府目标的路径

法治政府的建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应从立法、执行和监督系统全面推进。要建立民主科学、立法为民的行政立法体系,重新确定行政立法的主体,限制政府权力,突出公共服务观念,建立民主立法机制,构建法治政府的指标体系。要建设高素质行政管理队伍,规范行政管理行为,健全以人为本的公开决策机制,创设长效的行政执法方式机制,注重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要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实现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完善行政监督机制,构建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困境与重构：对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再思考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创新举措。本文从政治哲学、公共行政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资本等诸多层面分析了政府问责制的内在逻辑及其合理性。但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实践层次较低、监督弱化及公共行政文化带有滞后性等因素的存在,使我国的政府问责制在现实中面临许多困境。对此,我们应着力完善政府问责制的立法,强化监督机制,引入政府绩效评估,建设新型行政文化,从而建构起科学合理的政府问责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责任政府构建的当代主题与基本维度

确责与问责是当代责任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确责与问责构成了当代责任政府构建的主题,也规定了责任政府构建的基本维度。责任政府构建需要在正确定位政府职责、建立有效问责机制的基础上,促进政府对人民认真负责。     

政府行政成本比较研究

政府行政成本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但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目前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偏高都是不争的事实。通过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金砖国家相关资料的对比。给我国政府管理带来的启示是：增强成本效益观念和纳税人意识，构建“企业化政府”，强化预算刚性约束。加强事前事中监督。是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有效措施。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现实基础和模式选择

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与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保证。我国颁布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政府信息公开及其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实践中,政府信息公开还存在一些问题,面临实际困难。国家立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是各国通例,由全国人大以及地方各级人大依法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势在必行。借鉴国外中央集中立法、行政程序法典和地方先行立法等立法,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及现行立法体制,地方先行立法模式是相对适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可行选择。     

我国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制度因素及对策思考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体现着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政府公信力包括自信和他信两个维度.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是行政权力分配不够合理、公共政策过程不够科学、民主参与制度不够规范、权力监督制度不够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备以及问责机制不够健全.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有赖于国家各项制度的健全与发展,因此,必须在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合理分权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强监督制度、改进管理制度等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