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林》与魏晋风度

《语林》东晋时期品评士人的名著,此书记载了东晋之人的言语应对之词及对当时人物的品评。但是由于此书亡佚很早。故而对此书的研究也比较欠缺。本文从此书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及其与魏晋风度的关系,以及此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对此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魏晋风度: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

魏晋风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魏晋名士清谈玄理、品评人物、服药饮酒以及日常的言行举止,既展现迷人的风度气派,也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清谈与《文心雕龙》

梁刘勰撰《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的理论巨著。我以为《文心雕龙》的产生,除了继承前人文论成果的历史原因以外,还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的形成基础就是清谈。 清谈是魏晋时期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风气,上承汉末清议,从品评人物转向以谈玄为主,两晋大盛,延及齐梁不衰,是始终刘勰一生的世风。当时记录清谈的书不少,现在传世的只有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了。据记载,当时的士人对此废寝忘食,挥麈扪虱,如痴如狂。其中     

陶诗意象与魏晋玄学人格

陶渊明所创造的诗歌意象,不仅与其人生轨迹＂同构＂,亦与其内在的人格精神＂同构＂。陶诗意象具有独特的情感指向性与象征意义,究其实质乃是魏晋士人玄学人格的生动体现,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时代特色,对后代文士的精神世界影响深远。     

论《论语》人物品评体系的三重构建

《论语》的人物品评体系，从哲学角度看，它所树立的伦理标准，影响并决定着后人的价值取向；从史学角度来看，它的品鉴和论断，不仅体现出史学传统的浸润，而且给后代文史著作以启迪之功；从文学角度来看，它促进了文学审美活动的历史进展，成为魏晋人物品藻的源头和先声。     

论魏晋南北朝文艺“品第”批评法的产生和演变

对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及其作品比较优劣高下并分别品级等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运用的一种文艺批评方法。它的产生与先秦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评风气有密切关系,在形式上则受到＂九品官人＂法的直接影响,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品评鉴赏风气的盛行。《诗品》、《古画品录》及《书品》、《续画品》是＂品第＂批评法的代表,它们之间存在着前后承接、互相影响的关系,并对后世的文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时乡贤的推举方式与作用的发挥

中国有着悠久的基层社会治理传统,常以年岁、德行及能力为标准推举乡贤,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乡贤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代王朝在基层体制设置的三老、父老等,另一类是选官制度中的文教与德行标准所引导形成的士人群体。从东汉世家大族到魏晋门阀士族,再到明清士绅,士人都在地方社会中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指导着社会生活,并充当着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论阮籍的隐逸及其对唐代士人的影响

魏晋之际的阮籍经历了痛苦、挣扎、抑郁和绝望的心路历程，其“穷途恸哭”的情怀在唐代士人群体中激起了深刻的共鸣；而阮籍从“隐于竹林”到“隐于朝市”的隐逸轨迹，也给同样面对出仕与隐逸两难困境的唐代士人以历史的启示。从唐代士人对阮籍隐逸方式的接受与改造，可以部分体察中国古代士人心态之发展与演变。     

汤用彤的魏晋玄学书写

汤用彤接续古典,以跳脱窠臼的现代眼光,深刻体悟魏晋士人建构玄学的实绩。他扣住自然与名教之辨,系统爬梳魏晋士人的哲学言说,全力体现各家学说独具特质的理论涵盖。他以问题意识为中心,创造性地认定得意忘言为魏晋时代的新方法,并大力体认言意之辨广泛用于时人的解经释典、体玄证理、调和孔老等学术实践的存在事实,藉以言意之辨建构了魏晋玄学的书写范式。他的魏晋玄学书写实现了从汉儒以前的宇宙生成论到宇宙本体论的新跨越,绘制关于宇宙本体论及其玄学本质的崭新认知谱系。     

孔子“游”的文化功能及精神刍议

＂游＂是中国古代士人生命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同时也开启了古代士人＂游＂的文化传统,对后世文人＂游＂的价值取向,以及实践品格的养成均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孔子之＂游＂,内涵丰富,功能多样,既包括外在客观、具象之＂游历＂,这种空间上的＂游＂往往伴随着问学、普及文教、求仕等教育、政治文化功能;同时,内在方面,孔子之＂游＂则主要体现了孔子于＂艺＂、＂道＂所达到的自由境界及实践精神,这显示了孔子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所具有独立精神和文化品格,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谈误国”论认识根源考察

清谈指的是魏晋时期一种清雅玄妙、高蹈超俗的谈论。清谈之所以与误国联系在一起,有其特定的历史形成环境。清谈误国并非后人所加,在清谈盛行的魏晋时期特别是西晋亡国之后,痛定思痛的东晋士人将亡国之罪归咎于清谈,并运用舆论的力量对清谈给予了无情的声讨和挞伐。     

魏晋士人的时间生命意识与艺术选择

中国艺术之自觉践行源于魏晋时期,期间,也是中国古代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其思想之余绪、艺术之精神播及唐宋甚至影响到今人。魏晋名士对艺术的自觉探讨与魏晋士人的时间生命意识密不可分,他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山水,向内发现了自我深情,在意识到时光荏苒即逝、生命流失不可逆转的前提下,或发现身体之美,或在音声中传递生命意志,或在书法、绘画创作中体现着自由心灵与艺术美的结合,或在发现园林山水之趣中实现心灵超越。他们在艺术种种领域内开始了审美观照,成果丰硕;在时代思潮和生命意志的催发下,魏晋名士做出了多样化的艺术人生选择,集中而深刻地传达着时间生命意识。     

魏晋风流与《世说新语》

“风流”从玄学理论上讲是那种以“弃彼任我”为主体的，不被外物所累，来去逍遥，任我而生，并且指向超越的美的风范。《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展现的魏晋风流却在“弃彼任我”的“超越”中羼杂了执着於世情的别一番的美感。而东晋佛学的渗入在对于这种世情纠葛的了悟中昭示了魏晋风流的消解。     

魏晋士族为什么爱拼“颜值”

魏晋时期,人们对于俊美仪容的追求不仅有现实层面的影响,而且还有精神层面的深刻意义。一个人仪容的俊美往往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并且与功名、声望、社会地位等方面有着紧密关联。魏晋士人通过对美好仪容的追求,也直接打通了通往精神世界的桥梁,表达了一种自我意识和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吴敬梓与魏晋风度

＂吴敬梓与魏晋风度＂是《儒林外史》现代解读中的重要的命题。关于这一命题,学界的基本看法是：吴敬梓受到了魏晋风度的影响。而实际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是以老、庄之学为处身立命之根柢的,吴敬梓对待礼教的态度以及他笔下读书人隐逸的文化背景则是基于儒家的立场,于此,我们认为,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并不认同魏晋风度。     

装酷：清谈是一种不靠谱行为

在魏晋时期，士人学子最爱好的就是清谈。“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又叫做“清言”。《现代汉语词典》对此的定义是：“清谈本指魏晋间一些士大夫不务实际，空谈哲理，后世泛指一般不切实际地谈论。”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的一部重要的志人小说，反映了魏晋时期士人的生活和思想习俗，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魏晋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追求自由，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追求平等，敢于打破男权一统的局面。无论在才智上、胆识上，还是在人格上、思想上，她们都体现出了人性的觉醒，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从《大人先生传》看阮籍的精神

《大人先生传》是极度精神扩张的产物。“大人先生”的人格与境界是阮籍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出发点。大人先生是魏晋士人所希冀企慕的一种精神境界的人格化 ,是一种真正的精神自由 ,具有象征的意味。     

宋代两湖地区士人社会网络探论——基于祖籍、居住地与安葬地的分析

文章以祖籍、居住地、安葬地的变迁为主线,探讨了宋代两湖地区士人的社会网络,指出了宋代两湖地区士人在全国士人社会中处于边缘和依附地位,成功的士人大多来自于发达地区,或者迁居于发达地区。同时,文章比较了湖北与湖南士人社会的差异,揭示了湖北士人社会对外,尤其对北方的依附性更强,本土士人社会建设更差,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而湖南士人对南方士人社会依附性较强,本土士人社会则稳步兴起,加之大量流寓士人的本土化,使得南宋湖南士人社会呈现出相当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