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与实践进路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自觉制定并运用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同时依托最新网络科技成果,妥善治理网络价值观念体系的过程。在新时代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充分彰显了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意蕴,凸显了防范和抵制敌对意识形态激烈攻击的现实意蕴并揭示了构建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法治治理体系的价值意蕴。为此,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法治治理应当加快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化建设的制度供给、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法治体系、全方位构筑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容监管体系和构建网络意识形态法治治理的创新机制,从而进一步维护我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探讨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方面。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要厘清其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直面力量单薄、娱乐至上、制度短板等现实困境,不断在构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共同体、加强网络文化泛娱乐化治理和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实现网络意识形态高效治理,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

大数据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面临话语权、领导权、管理权的严峻挑战,而网络的开放性、及时性、交互性和虚拟性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现状不容乐观。运用大数据的理念与方法,可从三个方面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主动引领,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话语权;精准识别,切实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针对性;整体治理,着力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科学性。     

目标·体系·能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要素分析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指政党、政府、社会和网民等在治理目标的指引下,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对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实现有效的治理,是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统一、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综合。其中,治理目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素,是分析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重要维度。治理目标是治理行为的方向指引,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的前提和保障,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的落实和显化。     

元宇宙技术嵌入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双重效应及其调节优化

当前，飞速发展的元宇宙技术在中国诸多领域和行业中得到运用。元宇宙技术业已成为影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因素。元宇宙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产生了较大的创造效应，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冲击效应。一方面，元宇宙技术可以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共治集群、生产监管、风险预判、沉浸交互等诸多益处，是对传统意识形态治理方式的一种补充与完善、优化与升级；另一方面，元宇宙技术也潜隐着一定的治理风险，如治理脱实转虚引发的主流意识形态式微、治理界线模糊导致的技术监管失灵、治理范式转换引致的情感联结淡化、治理不确定性诱发的资本数据垄断等，可能导致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走向“技术利维坦”之路。因此，需要积极探索弥合负面效应的恰切之道，立足时代潮涌以创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话语体系，建构法治秩序以完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监管体系，培育协同人才以健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支撑体系，拉紧情感纽带以构筑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认同体系，进而不断拓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发展路向。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探讨

大数据时代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但大数据具有多样、海量、快捷及联动的特征,这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出了挑战。基于此,应该推进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大数据战略,建立大数据的预警机制,完善网络舆情处理机制,创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的大数据教育教学模式。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的三重逻辑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具有遵循依法治国、保障国家安全、惩治网络乱象的时代逻辑;法治共识、人民立场和坚持党的领导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必须遵循的理论逻辑;健全法治规则体系、优化法治实施体系、提升法治意识素养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必须坚守的实践逻辑。     

网络意识形态危机的治理研究

互联网的发展扩大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网络意识形态危机对国家总体安全产生冲击,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治理网络意识形态危机。网络意识形态危机治理包括明确形成机理、建立识别机制、划分危机类别、进行综合治理四个步骤。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机制探析

网络平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但网民非理性参与、网络安全治理困境与网络环境的复杂多元使网络意识形态面临风险。党和政府应从主体、客体及环境三方面源头入手,坚持加强对民众的思想理论灌输、以主流价值观引导多元价值文化、提升执政公信力、创新网络环境治理办法,并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代言功能,全方位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有效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和话题,已引起社会各界持续的高度关注。建构科学高效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是承载着重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必须予以完成与破解的时代命题,也是中国学界的一种责任担当。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空间,致力于探索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路径,就显得尤为紧要。在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行内涵阐释和内在结构要素剖析后,基于我国社会"实然"境况并比照结构要素,可以试探性地提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路径,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等相关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启示。     

善用哲学思维 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伴随新媒体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革,网络空间开放性、虚拟性、自主性、平等性、互动性等特点使意识形态安全面临重大风险,网络空间领域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阵地。面对风险挑战和严峻的斗争形势,我们要善用底线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等哲学思维,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碎片化网络舆情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探析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社会思潮中引导民心、决定社会舆论走向的能力。网络技术的扩展、网络社会的民粹化走向及个别地方意识形态工作的虚化、弱化、仪式化,导致碎片化网络舆情逐渐占据社会舆情场,甚至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被碎片化网络舆情“牵着走”的混乱局面。泛滥的网络舆情催生“鸡毛蒜皮效应”、“长尾效应”“羊群效应”“晕轮效应”和“尺蠖效应”,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丧失话语权的风险。网络时代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已迫在眉睫,需要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提高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控制舆情事件并进行专业化处理、加强网络舆情有效预判和政策的合理统筹等。     

校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的着力点

在网络信息技术迅疾铺展的时空结构中,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这个论题而言,学界应以通达的学术眼光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意识,挣脱既有研究的固定进路和思维定式来主动校准研究的着力点。具而言之,应紧紧把准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和生成逻辑、不同属性网民认知的差异化、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学科视野和"中国化"思维等着力点,才有望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做出与现实经验直接相关的理论解释和提供厚重的学理支持。     

新时代网络生态治理策略研究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网络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治理作为维护网络社会秩序、促进网络社会安全、引领网络舆论导向的重要方式，重要性日益凸显。将网络生态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对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网络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只有树立共建共享的网络生态综合治理理念，构建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网络治理新格局，才能全方位提升网络生态治理能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网络意识形态的新动向及应对策略

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呈现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增强、爱国情绪和民族自豪感被激发、网络舆论格局调整重塑、社会思想理论领域活跃深刻等特点。同时存在新兴媒体舆论传播加剧社会思潮冲突、错误思潮借机发力攻击国家体制机制、圈层化传播导致意识形态风险增加、群体情绪极化导致舆论讨论泛化等问题。对此,要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治理,注重国际舆论场的整体战略布局,积极推进全民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切实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维护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强化“四个协同”守好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重大判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社会管理转到社会治理的维度,意识形态工作已转向“治理型”阶段,更加强化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各子系统的一体推进,以实现共同行动。准确把握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应突出以政治方向为首位的正确导向,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协同治理建设,最优化配置意识形态领域管理资源。     

论意识形态工作网络空间话语权的建构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网络空间是实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阵地。意识形态工作网络空间话语权的建构,受到意识形态领域长期以来激烈斗争的挑战,也受到网络空间发展的特点和自身在网络意识形态方面的不足所带来的挑战,需要遵循确保党的领导与借鉴统一战线思维结合,努力开展主动出击与及时沉着回应相结合,依法依规治理与齐抓共管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又要建设有高度有温度的理论体系,要推送特色鲜明和喜闻乐见的网络文化产品,创造接地气聚人气的话语表达形式等内容。     

加强政府网络执政能力建设——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

网络执政是新时期我国党和政府执政的新形态。加强网络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网络执政拓展了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边界,使得社会治理的"场域"和"疆域"显著扩大,治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显著增加,传统的治理方法、手段和路径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治理智慧、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各级政府必须不断提高网络执政能力,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善于把握社情民意和舆情态势,努力消解网络谣言和"群体极化现象",积极应对敌对势力的网络渗透等负能量,积极传递正能量,以应对来自网络的重大非传统安全挑战。     

基于知识图谱的意识形态研究热点分析

作为系统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也成了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当前,学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以及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等五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文本挖掘不够深入、基础应用性研究不足、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内容重复雷同现象严重等问题。因此,新时代意识形态研究应继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范围、加强文本研究力度,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网络信息“泛娱乐化”的风险及治理——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阐释北大核心CSSCI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需要长期推进的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然风险尚存,挑战仍在。当前,网络信息的“泛娱乐化”发展态势逐渐引起学界对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关注。葛兰西曾论证夺取文化领导权对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作用。以此为理论支点,网络信息“泛娱乐化”发展存在扰乱网络信息传播态势、解构集体同意的风险。因此,我国可从贯彻落实网络空间治理、破解消极社会思潮与泛娱乐化勾连、有效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平台的引领力三方面入手,遏制网络信息“泛娱乐化”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