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低度居民参与：表现 原因 对策

尽管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全面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但近二十年过去了,困扰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快速发展的仍旧是低度的居民参与。这种低度参与表现为社区参与主体范围狭窄,社区参与广度与深度有限,社区参与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社区参与制度化渠道不畅。主要原因是居委会行政化倾向显著导致居民利益诉求难以上传,由政府发起的社区建设重在改善基层管理而非培育自治力量,居民资源获取多元使得社区动员渐失魅力。改善对策为：居委会功能去行政化;居民利益社区化;培育社区民主自治文化。     

转型期社区居委会建设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一、居委会与基层政权的关系 居委会是一个自治组织,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其他机关组织彼此都是独立的主体,没有隶属关系,没有领导和服从关系。根据居委会的性质和职能我们不难看出,居委会的权力来源是社区的居民授权,而不是上级行政机构授权;其权力性质是社区自治权,而非国家公共权力,居委会不是政府系统中的组成机构。居委会是社区居民通过契约方式产生的,它必须代表社区居民普遍的利益和要求。作为社区居民意志的代表性机构,它有义务向政府部门反映和传达居民要求,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从“社区”走向“邻里”:城市社区治理单元重构——基于江苏省南通市邻里建设的调查

强化居民参与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法理要求,也是城市社区治理实效提升的必备路径。但实然方面,居委会角色偏差严重、居民参与动力不足以及参与渠道不畅,使得城市社区治理的社区需求回应能力低下,这是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逻辑前提和关键点。南通市邻里建设将治理空间由社区下沉到居民小区的相邻楼幢,如此可以更充分地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为社区治理有精准切口提供保障;同时通过邻里和谐促进会、邻里志愿组织等社区组织的建立,为社区居民参与提供切实有效平台,不仅激发了他们的参与动力,同时也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和居民自治水平。     

美丽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与完善路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美丽社区建设是美丽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相继提出美丽社区建设的目标,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美丽社区建设成果惠及居民群众,使百姓的幸福指数逐年提升。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美丽社区建设中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社区居委会在美丽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还不突出,居民群众参与度和凝聚力不足等。解决美丽社区建设面临问题的路径是进一步发挥居委会在美丽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提高居民参与率与凝聚力,提高社区管理与服务效能,建立健全美丽社区长效管理机制等。     

北京城市社区媒体的发展现状及居民期待调查

针对北京城市社区媒体的状况,课题组从居民和居委会两个层面,对六个典型社区进行了调查。发现居民普遍对社区媒体概念陌生,缺乏热情和关注,但社区居民的群体结构及角色认同,居民之间缺乏日常交流的现状,以及获取新闻信息主渠道的变化等,都在客观上要求社区媒体的存在和发展。社区媒体的优势是服务性强,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和健康问题。多数居民仍期待街道社区成为媒体的主办方,但目前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能力结构难以适应媒体建设的需要。     

城市社区自治中居委会职能的转变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性组织。本文通过对居委会在实践中职能异位的分析,提出适应社区自治要求的居委会职能转变及实现社区自治的有效途径。     

新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实证考量及建构思考

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社区建设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由社区社会资本缺失引致的社区建设困境日益凸显。本研究对新型社区和传统型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新型社区社会资本明显先天不足，主要原因是社区管理体制的行政化、社区居民主体意识缺乏以及社区居民社会关系网络松散；提出要回归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定位，培育社区居民主体公民意识，建构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网络。     

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互动关系的透视

居民与居委会的互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基层社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社区参与积极性高、参与形式多样化的社区,社区居民和居委会的互动关系体现为一种互惠合作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居委会通过对社区参与的引导和控制,实现了社区控制和社区服务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居民通过内容丰富的社区参与增强了自身的自主性,扩大了社区的自治空间。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本文在广泛调研基础上,综合各地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情况,提出了存在的四大问题：基层政府职能扩张,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建设专职工作者双重身份,角色冲突严重;社区工作方法单调落后,居民参与程度低;社区建设内容局限,社区经济理解错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社区在构建城市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探析

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础,是整体社会的一个缩影。和谐社区的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城市和谐社区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加强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理顺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与社区自主管理系统的关系,实现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自主管理相结合;加强社区民间组织的建设,创建一个社区生活自我服务的社区服务系统,完善社区的社会保护功能;完善社区居委会的组织结构,使居委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扩大社区居民自治的参与程度,倡导居民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     

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

本文以治理模式与公民社会的依存性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提出考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另一路径。一方面,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另一方面,选择何种社区治理模式对于促进或制约居民参与程度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二者互动过程的考察,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哲学假设、居民—社区关系的理念预设、动员居民参与的理想目标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动员的策略做了若干反思。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从居民到公民:社区人的成长——以上海为例

社区的蓬勃发展需要"人"这一主体的成长,社区人由居民到公民的成长,将为社区这一新型公共空间的发展提供行为主体.这种成长需要进行民主的训练和组织化的培育,上海社区居民委员会不断扩大的直接选举和社区民间组织的自组织发展为社区人公民性的成长提供了空间.而社区人的这种成长将为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提供动力,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重要力量,推动着城市社区的快速发展.     

对物业管理不完善社区治安防范工作的思考

无规范化物业管理的社区大多为上个世纪 70至 80年代建设的小区 ,许多是散居民区 ,治安防范工作明显薄弱 ,是各类案件的多发区域 ,特别是夜间发案率较高。由政府拨款、居民集资 ,社区居民委员会牵头组织管理 ,公安派出所指导组建社区治安巡防队是解决物业管理不完善社区治安防范工作的有力举措。     

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与困境分析——以石家庄市S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住房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物业公司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以石家庄市某一新建商品房小区为个案,剖析了城市社区多元主体背景下社区治理的运行实践。物业公司作为经济组织,经济理性凸显,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参与动力与热情;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使其难以履行自治主体职责,而代表居民利益的社区自治组织明显发育不足。在目前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主体之间的责任与角色不明进一步使城市社区治理陷入困境。     

构建和谐社区的社会学思考

和谐社区有着自身的特征与意义,它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基石和检验标准,是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城市管理运行有序以及在基层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当前存在着社区自治与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与社会伦理、居委会角色与社区居民角色、社会开放与社区封闭、贫富差距与社会保障、社区工作非职业化与社区建设的冲突因素。构建和谐社区必须整合社区资源,强化居民认同,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     

对廉租公寓建设的思考

在我国城市化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以暂住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过渡群体具有特殊的住房需求。由于城市住房供应结构尚不完善,过渡群体对过渡房的需求主要由城中村出租房和部分社会出租房提供。随着城中村改造的完成,过渡房需求将存在供给主体的缺失。因此,需要建立以福利性为主、部分微利性为辅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廉租公寓,通过政府主导,设立规划、建设、土地、财政等多部门联动协调的专职部门,进行多渠道筹集资金,结合城中村改造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并加强后期公共管理与服务工作。     

论我国业主委员会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业主委员会是物业区域内全体业主的自治管理组织,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骤增和人们住房条件的不断改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限制了业主委员会作用的发挥,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许多疑难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外国立法例,试图对我国业主委员会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出新的见解。     

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居民参与实效的调查思考

在城市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中,居民参与的参选率统计高而实际低,且多为动员式参与。这与选举与居民利益关联度低、居委会自治权虚置、户籍歧视等原因有关。对此,有必要建立居民维权性参与模式,完善社区服务,落实居委会自治权,从登记选民向选民登记转变,并且消除选民身份歧视,普及参选资格,从而推进居居参与的深度、广度及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