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迫失踪罪——兼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强迫失踪"是由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的暴行,其后果是将个人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鉴于强迫失踪极端丑恶的性质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联合国通过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确立强迫失踪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大规模有系统地实施强迫失踪构成危害人类罪,免遭强迫失踪是一项绝对的人权.<公约>是迄今为止联合国通过的所有人权公约中规定国家责任最严格、保护受害人最彻底、惩处犯罪人最坚决以及实施监督机制最有力度的一项公约.     

国际法人权问题简介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了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任何形式歧视公约》。今年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召开时,我国代表团团长康克清在该公约上签了字。这是一项保护妇女权利的人权公约。人权问题可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西方许多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保护人权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绝大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或产生的,而主要又是联合国活动的结果。在列入联合国《人权国际文件汇编》的五十个公约、宣言中,有三十八个之多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制定或通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法上存在某些人道主义性质的规范,如十九世纪末海牙公约中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条款、     

从《残疾人权利公约》反思国际人权机制

2007年3月起开放签字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是联合国体系在保护人权领域的最新努力。与以往的多数人权条约一样,《残疾人权利公约》列举了具体权利、构划了报告体制,同时通过任择议定书设计建立一套来文制度。这意味着在国际人权法上又添加了一套体制。虽然从权利保护发展本身看,这一公约的出现丰富了联合国体系的人权保护内容,但是从国际法治的理念上看,它是国际法不成体系的特征的继续与延伸,本质上不仅无益于国际法治的完善,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国际法维护人权各个环节的成本。现阶段有必要考虑将包括人权、环境等领域的规范进行编纂,将相应机构进行整合,以推进国际法治的目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保护研究——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视角

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得以形成。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在人权评判标准的确立和保护机制的完善上还面临较大的困境。这些困境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既有必要从理论上解决国际人权标准的分歧,采用一种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人权评判标准,也有必要从制度上完善国际人权保护的运行机制,建立对话协商和动态审查机制,采用“对情况作恰度评估”原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摆脱困境、获得长足发展。     

浅析条约实践中无效保留问题的新发展——从《禁止酷刑公约》出发

本文从《禁止酷刑公约》中存在的一部分无效保留出发,提出国际条约实践中"无效保留"问题的困境,通过考察国际条约实践且结合2011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论述条约实践中无效保留问题的新发展。     

国际人权法之于中国人权法制建设的历时性研究

二战以后,国际人权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经历了面临世界范围内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对立,国际人权法开始推动普遍的人权价值。60年间,中国人权法制建设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层面有着紧密的关联。中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是一个后发的、稳步向前的过程。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进入国际人权公约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权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加入了人道法以及少数群体、特殊群体的国际人权公约;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中国的人权保障制度有了深刻的发展,并加快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进程。当前,中国在人权法制建设中致力于构建人权话语体系,寻求人权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结合。     

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与国际人权保护制度之比较

区域性人权公约与全球性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了国家指控制度、个人申诉制度以及国家报告制度。与全球性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相比,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更具可行性。由于区域内各国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都比较接近,区域内人权标准更统一,所保护的权利主体也更具体,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在人权保护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个人申诉制度,丰富了国际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主体体系,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产生了重大影响。     

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效力改革研究

《欧洲人权公约》第四十六条规定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效力问题,此类判决效力仅约束诉讼当事国。随着积案问题以及判决执行难题的加重,法院从判决效力角度采取了改革。引导性判决改革打破了法院针对具体案件作出特定性判决的裁决思路;非当事国判决改革打破了一般国际法判决仅约束诉讼当事国的传统。这在国际法上具有极大创新性,体现了欧洲人权法院不再仅仅依靠部长委员会监督判决执行,而不断重视自身在判决执行中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欧洲人权法院不断重视国内人权保护机制,人权保护由国际保护层面向国内保护层面转移。     

“主管国际组织”与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

为推动海洋科学研究,促进国际合作,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要载体的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为“主管国际组织”设置了特殊地位和多重角色。主管国际组织是海洋科学研究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导者。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与海洋科学研究“公共性”与主管国际组织“功能主义”相互呼应的特点,以及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提供的支撑密不可分。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助于明晰“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厘清《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的适用关系,通过一般准则和方针进一步发展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这种发展也带来了规则体系和治理机制的碎片化风险,需要思考如何应对。     

论尊重人权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

尊重人权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序言及相关条款中虽有多处提及,但并未列入《宪章》七项原则的范畴。而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权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一直存有争论,加之冷战时期人权问题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尊重人权一直未被认可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原则。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法的结构性变迁以及人权保护事业的不断演进,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迅速发展,尊重人权正在逐步上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本文首先援用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四项标准衡量尊重人权原则的法律地位,进而论述该原则的基本内涵以及与其他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剖析了尊重人权原则与中国和平发展,乃至构建和谐世界的交互影响。     

国际人权公约特点评述

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正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着国际法的性质、内容和结构,并对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价值的传统国际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国际人权公约是国际人权法最主要的渊源,透视国际人权公约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传统国际法正在发生的变化,并由此预见国际法的未来发展趋势.     

从人权的国际保护看自然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

西方国际法学界的不少学者,长期以来坚持认为自然人也是国际法主体.随着人权的国际保护在当代国际舞台上迅速而广泛的发展,主张个人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的思潮便形成新的势头.他们把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搅在一起,从而把人权的国际保护作为个人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主要证明.如西方资产阶级国际法权威劳特派特(Lauterpacht)曾经断言:"显而易见,联合国宪章在其包括尊重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义务限度内,它承认个人作为国际法的主体".英美公法学者耶塞普(Jessup)、布里尔利(Brierly)等都曾主张过同一观点.斯塔克(Starke)也认为,人权的国际保护表明了"国际法正在向直接赋予个人以权利的方向发展","以国家作为     

儿童免受性侵害的权利--对我国儿童性法律的审视

在国际法上 ,性越来越与人权联系在一起 ,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基本人权 ,性法律逐步从主要维护性秩序转向主要保护个人的性人权。《儿童权利公约》就突出体现了性人权的视角。我国已经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在性人权的视角下 ,我国儿童性法律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儿童性法律的修改 ,应朝着更加人权化的方向进行 ,以便从一个侧面推动我国的人权建设。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国际法角度思考

索马里海盗因其对国际物流体系的咽喉——亚丁湾造成的滋扰而备受关注。目前,响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保护国际航运安全、打击海盗行为,多国的军舰已在亚丁湾海域护航,取得丰硕成果也引发众多争议。本文分析了各国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权责依据,辨析对海盗的审判权界,以期为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提供国际法角度的思考。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监狱人权保障研究（上）

涉及人权方面的国际公约有许多,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在所有国际人权公约中最基本的公约有两个,这就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继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又于1998年10月签署了令人瞩目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目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何一个公约的加入,都意味着国家要承担相应的国际法义务,成员国要定期向公约监测机构就执行公约的情况提交报告,联合国将以公约的标准衡量该国的人权状况。因此,这就要求国内法律的许多内容与国际社会接轨,尤其是现在     

论人权保护对现代引渡制度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带动着世界各国的文化融合和友好往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权保护引起了国际法和国内法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人权保护体制日趋完整,公民个人在国际环境下更加独立享受身体权、政治、社会、文化等权利。国际刑事程序权力的行使过程很容易伴随着侵犯人权的可能,作为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制度的引渡,尊重引渡双方国家主权,保护人权是国际司法协助的基本和前提。本文认为应了解我国国际法体系中人权保护体系,发现理论与实践中的不足,完善法律体系与法律实践,紧跟联合国人权保护的步伐,进一步促进人权保护与国际刑法的相互渗透。     

论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宪法的关系

本文着重强调了宪法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依作者之见,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应当基于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法的特性受到国内宪法的保障,而不是在国内法上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普遍的人权应当得到每一个国家的尊重,但是,由于不同的适用条件,每个国家保障人权获得具体实现的方式和方法,其程度不得导致侵犯国内宪法的权威     

域外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对司法人员的具体要求

无罪推定原则是符合国际法要求的刑事司法体系的一项核心原则。《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十四务第二款、《欧洲人权公约》第十六条第二款和欧洲国家基本权利宪章第四十八条都对无罪推定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任何受到刑事指控的人都有权被推定无罪，直至依法证明其有罪为止。本文将围绕域外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对司法人员的具体要求展开论述。     

克制和应对“碎片化”:WTO协定与多边环境和人权协定规范整合的司法路径

WTO协定在应对环境贸易争端和人权贸易争端时的贸易价值优先取向加剧了国际法的"碎片化"和"不成体系"问题。为克制和应对国际法的"碎片化",促进WTO协定与多边环境和人权协定的规范整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可作为整体解释方法的条约依据运用于WTO协定的司法解释中,但这需要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条约"解释"和条约"适用"做出革新的认识,将整体解释方法作为自治的条约解释方法在人权和环境贸易争端中适用,而不是陷于第31(3)(c)条所述之当事国为"条约当事国"还是"争端当事国"之争。     

非政府组织对国际人权的保护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或参与国际人权公约和文件的制定、参与人权监督、开展人权教育等方面,由此产生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中的地位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应该切实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作用的发挥,并尽快制定一部关于非政府组织地位的国际公约,明确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从而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