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的动态分析

正确认识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关系对刑事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认识政策与法的关系是其前提。对二者关系的分析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静态考察是为了认识政策与法的区别。动态考察是为了认识二者的联系。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动态影响表现在对刑事立法需要的影响 ,对刑事立法内容的影响 ,对刑事立法解释的影响。刑事立法对刑事政策的动态影响表现为 :刑事立法本身的局限性 ,决定了刑事政策存在的价值 ;刑事立法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 ,促使某些刑事政策向立法转化 ;刑事立法具有的国家意志性 ,可以抵制不符合立法基本原则的不适当的刑事政策。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监狱行刑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目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在监狱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细化罪犯的分类,对其分别进行管理;实行累进处遇制度,推进狱内行刑社会化;切实保障监狱内罪犯的基本人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立法的完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思想在我国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其作为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也有较长的形成过程,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刑事犯罪当严则严,该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据此,我国首先应完善刑种立法,其次应完善刑罚制度。     

刑法立法政策评估指标体系解析

依据刑事政策运行过程,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刑法立法政策,也即刑事实体法立法政策是刑事立法政策的组成部分。刑法立法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具有全局性(纵向性)、独立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其由3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18个四级指标组成。对刑法立法政策指标数据量化的工具为刑法修改率。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刑事政策法治化研究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将刑事政策纳入法治化轨道是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本文在对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必要性以及合理性探究的基础上,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方面探索了我国和谐社会视野中刑事政策法治化的根本途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探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由严厉刑事政策与宽松刑事政策构成,对刑事立法及司法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刑事政策。中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表明更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结合,有利于纠正以往刑事政策中单纯追求"严"的倾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分别体现出"宽"与"严"的要求。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刑事政策横向结构分析

刑事政策的横向结构是指刑事政策体系内各分系统之间的关系。刑事政策的分系统是指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刑事惩罚政策是指国家机关运用刑事法律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一切手段、方法和措施,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中的策略、方针和原则,是刑事立法的灵魂。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刑事执行政策是指导刑事执行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当代刑事惩罚政策已经出现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和轻刑化、非监禁化和行刑社会化以及两极化的发展趋势。社会预防政策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产生影响的具体措施、策略和方法。社会预防政策可以分为宏观预防政策与微观预防政策。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预防政策也应进行合理的调整。     

经济犯罪评价标准与司法原则初探

对经济犯罪的法律调整需要建立起一定的思想基础,包括刑事立法和司法在内的刑事法实践,都必须在正确的刑法思想的指导下科学地展开。在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认真对待:一是经济犯罪的刑法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二是应当确立怎样的经济犯罪刑事司法原则?     

丹麦刑事法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旁征博引的深入分析论证,揭示了丹麦刑法典与刑事执行法的历史演变、四大基本特色--充分尊重且保障公民人权、注重与国际刑法规范协调、反映恐怖主义犯罪最新动态、矫正为本的刑事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作者认为,丹麦刑法典与刑事执行法堪称具有21世纪欧陆法制锐意改革新理念的刑事法律,无论是其一以贯之的刑事政策思想抑或立法技术,均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刑事政策根据其指导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宽严相济对司法领域而言,可以说是刑事司法政策;但它也指导刑事立法、刑事执行,因而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刑事政策根据其所处层次的不同,可分为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严打"、"少杀、慎杀"等是具体刑事政策,后者都是前者的组成部分。说宽严相济是刑事司法政策,并不否定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     

两极化--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

刑事政策对提高刑事立法质量、刑事司法效能和改进刑事司法程序,都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都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现在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相似的犯罪状况和司法困境,因此,两极化刑事政策也应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浅谈检察机关审查逮捕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长期以来司法实践的重要经验总结,贯穿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全过程,是司法机关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指南。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中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论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走向——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犯罪分层是纵向的犯罪分类,一般分为轻罪、重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贯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全过程的根本性、全局性和总括性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并要求在立法时采取以刑罚为基础的形式标准和抽象的思考方式。但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实现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存在着刑法典罪刑不相应、研究不充分等立法障碍。所以,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化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犯罪分层的立法实现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略论宽严相济邢事政策与罪邢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

正确看待法治的本质内涵．合理调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张力．将“罪刑法定”与“宽严相济”有机结合起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作为我国当前治理犯罪的基本策略思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然要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中得以贯彻和落实。罪刑法定原则是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前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借助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刑事法律僵化落后的弊端．最终在程序合法的司法环境下，实现实质的正义。     

刑罚目的层次性辩说--兼论刑罚的最终目的

我国刑罚目的不仅具有层次性 ,而且是层次性的统一。保护法益是刑罚的最终目的 ,也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最终目标。保护法益是刑罚永恒的价值追求 ,在刑法学中以“法益”替代“社会关系”的概念是合理的。刑罚保护法益目的的确立不仅具有其理论基础 ,而且在我国也具有立法依据。     

浅议立功制度——以立功从宽量刑为视角

1997年《刑法》第68条确立独立于自首的立功制度,起源于立功受奖思想,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具体化与制度化。作为从宽量刑的立功制度在我国具备其存在的历史渊源与现实需要,但我国的立功制度价值取向过于功利主义、刑事立法不够完备,应当弱化其功利色彩,完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以发挥立功制度在刑罚裁量中的应用。     

论宽严相济政策指导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价值功能,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相融性。司法实践中,应将其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纳入现行法律的框架轨道、融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中进行探索和试行。刑事和解制度最终应转化为国内立法,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加以规范。     

刑事政策的概念、结构和功能

良好的刑事政策对提高刑事立法质量和刑事司法效能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刑事政策进行科学研究是犯罪控制这一社会系统工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既应包括应用研究，例如对某项现行刑事政策进行背景分析和功效评价从而提出修改建议甚至设计新的刑事政策，等等；还应包括基础研究，例如对刑事政策的基本范畴诸如刑事政策概念、刑事政策结构与功能等问题，以及对刑事政策的基本过程诸如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进行理论探讨。这两种研究，目前在我国均属待垦领地。本文拟就刑事政策的一、二个基本范畴发点议论以为引玉之劳。     

犯罪分层制度的检讨与启示

犯罪分层制度的构建动因是“大刑法”的改革设想和微罪扩张的现实趋势,而支撑理由可以归结为犯罪分层制度在“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两个面向上的价值。但是,从结构基础上看,我国轻微罪扩张的进程整体较为理性,“大刑法”改革的设想也已经破产,进而难以达到足以层次化的微罪数量。从制度价值上看,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法律价值名不副实,其在实体法上不能有效区分刑事可罚性,在程序法上也仅具有立法技术的意义;另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难以证成,将犯罪分层制度的“轻重”理解为刑事政策的“宽严”,并不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化、稳定化等价值,反而导致了机械化。未来,我国刑事立法改革应破除对域外犯罪分层制度的盲目效仿和宣扬,而需认识到,粗糙机械地将犯罪的轻重分离予以立法化、制度化不可能有助于我国具体刑事制度的精细化和刑事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在国外已经施行多年,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引进和构建了刑事和解制度。那么在我国有无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是否具有可行性？本文分别从思想文化基础、法律基础、刑事政策基础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