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应对危机 推动服务型政府体制创新

危机事件以其固有的突发性、破坏性,冲击着现行的公共管理体制及社会秩序,考验着国家的政府管理能力。为了有效应对危机,国家要从法律上确认服务型政府对危机管理的权力及使用边界,政府必须(而且也能够)承担起有效应对危机的责任,实现服务型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创新。     

交通运输系统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研究

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的实质即是建立和健全动员社会力量协作参与,征调一切可用的人、财、物,以有效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法律框架体系。从交通运输系统现有法律框架的角度看,普遍存在着实体上权、责、利划分的不平衡,程序上过度任意性的问题,其后果是在非常态社会秩序下,政府权力的超常行使必然对应公民、企业等社会个体权利的过分压抑。未来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的进程应该从权力的分配、权力行使的程序规范与及权力运行的监督等方面入手,构建权力控制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明确的法律框架。     

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政治权力的制约

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媒体是除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分支以外的最有效的监督体制,所以有时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及"政府的第四部门"。可见,媒体对权力的制约作用之大。     

“非典”危机中的政府职责考量

处理各种危机或突发性事件，维持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是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和必备能力。面对此次异常严重的“非典”危机，中国政府表现出富于大局观的形势把握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但也暴露出政府发布疫情信息一度不够及时、缺乏透明度，整体协调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反应机制以及官员的考核和问责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为此，应加快推进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回应和保障公众的知情诉求；从体制上增强政府对非典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建立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健全政府官员的考核和问责制度，疆化对权力的制约和责任的追究；在充分履行政府职责的同时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国际交流，建立危机处理国际合作系统，从而促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完善公共管理体制，提升公共管理能力，体现服务型和责任型政府的本质要求。     

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构建和谐社会

政府危机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在危机的产生及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带来的各种危害,根据危机管理的计划和程序对危机采取的直接对策。由于各种实发事件的出现,处理不好,直接威胁正常的社会秩序。不仅公众和社会蒙受极大的损失;而且也会使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受到损害。本文论述了政府提高危机管理能力的必要性,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保障。     

危机中的媒体管理探讨

在媒体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代背景下,危机中的媒体管理在危机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危机传播中媒体是最重要的信息渠道,也是连接政府与公众之间最直接的桥梁和纽带。正如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Schramm)所言:"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1]因此,在危机发生时,应有效利用大众传媒和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和利用,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     

洛克有限政府理论的逻辑演进

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近代西方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个人自然权利的适当自由与政府权力的适当履行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就是权利到权力逻辑演进与博弈平衡的理论经典。洛克在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的条件下,以个人权利让渡给政府权力为逻辑起点,通过分权制衡和法治,系统严密地推导出有限政府理论,试通过权力源于权利,权利高于权力的逻辑演进,构建起有限政府的权利政府观,从而达到政治社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和谐。     

透视权力多元化时代的法律权威

权力不仅仅是国家或政府的属性,权力在分化过程中趋于多元化.为了在这种权力多元化时代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我们就更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冲突,组织人们进行统一的行动--这就是法律.     

从统治到治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城市社会管理

面对大城市管理中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与公平、社会群体多元分化与社会秩序建立、空间规划与社会建构等问题,城市管理者必须改变依靠单一政府权力主体、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体系以及通过威权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为多元权力主体参与、互动沟通的横向权力网络,并通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作来规范公共产品供给,实现社会公平。     

试论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的媒体应对

突发事件的突然性、危害性、紧急性等特点容易使其成为社会关注的事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突发事件中,媒体的参与给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既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积极效应.因此,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要学会科学应对媒体,健全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突发事件新闻信息传递网络机制,加强突发事件的媒体管理等,是地方政府做好媒体应对的制度保障.     

试论政府权威及其控制

政府权威是行政法领域的概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政府”，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在我国，政府即是指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谓“权威”，有两种含义，一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二是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政府权威包括权力权威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和非权力性权威，亦即政府的威望。而在行政法中“政府权威”最好的诠释应该从行政的定义入手。对于行政法的定义，主要的、较有影响的流派有３个，即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 管理论在早期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     

反思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当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愈加凸现出来。那么,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媒体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如何定位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本文将从媒体的基本作用、角色冲突以及政府和民众媒体如何发挥作用来加以分析。     

海洋警察法定职权研究

海洋警察权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公约或者国内立法,维护国家安全与权益,维护所拥有、所管辖或者所巡航海洋的社会秩序的权力,海洋警察权具体到涉海机关便是海洋警察职权。本文从警察的概念入手,提出实质意义上的警察和形式意义上警察(实证法上的警察)的分类,探讨警察权、海洋警察权、海洋警察职权的涵义,分析实质意义上的各个海洋警察机关的职权,提出转变观念,改限权政府的认识为扩权与服务型政府的认识,研究整合当前海洋执法队伍的职权,加强宣传,走全民管海的道路。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谈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媒体应该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但由于思想认识、法律制度和人才素质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媒体在处理相互关系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该革新思想,提升理念;制定和修订新闻法、信息法、保密法;完善新闻发布与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完善新闻行业的行为规范与自律制度;提升领导干部与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改变政府对媒体监管的方式。     

行政软权力的特征和价值与功能

在构建多元民主与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行政软权力作为行政权的一种权力形态,因其注重团体能力、非强制性和运用方式多样性之特征,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在当前中国的公共治理领域中,行政软权力具有实现行政的积极塑造功能、降低公共治理成本、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塑造政府权威等诸多方面的独立价值与功能。     

正确引导媒体舆论 努力化解涉法危机

近年来,全国一系列涉法突发事件引起官民、警民严重冲突,贵州瓮安民众冲击政府打砸烧、杨佳一人杀6警、哈尔滨6警打一人、云南晋宁警方＂躲猫猫＂、邓玉娇怒杀公务员、佘祥林、赵作海错案、许霆改判案、嫌疑人喝开水死亡等一系列事件,考验着地方政府及各级政法干警的应变能力、应急能力和执行能力——所有这些都属于危机应急管理范畴。从这些涉法危机事件中,全国人民都看到了媒体和民意的突出作用。媒体是体现民意的代表,它和政府政绩、政府美誉度以及国家形象紧密关联,尤其是在重大危机事件面前。媒体监督则既是民意的聚焦点,又是我们政法工作的最大压力和助力。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抗争、表达与秩序重构——论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新思维

群体性事件是对社会已然存在的危机的一种反映,也是为了解决社会危机重构社会秩序的行动。它在本质上是体制内缺乏良好的利益表达机制而只好采用体制外的要求改革的形式。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从体制内建立顺畅的沟通与表达机制,才是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正确途径。     

传媒与司法的博弈

司法权是与立法、行政并立的权力，而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逐渐成熟起来的权力类型，成为社会普通民众实现抗拒公权力（立法、行政与司法权）的重要手段。司法与传媒都具有社会职责，就是共同为公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公民在这种秩序下能够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生活依赖于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人类追求--社会正义，这正是司法与传媒的利益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与传媒是统一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传媒是一柄“双刃剑”，尽管主流媒体都标榜自己客观公正，但事实上仍然会受到不同利益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影响。